太师文彦博时年已八十二岁，朝廷上念其年高，特批塔老先生在朝堂上可以不必苛求繁琐的礼仪，不用再行跪拜之礼。可是老先生仍恳切地请求行跪拜礼，为此苏东坡又拟了一道敕命，对于文潞公的品行给予了表彰。
忙完了朝廷上的事，苏东坡忙里偷闲又次韵了米芾的二王书跋尾二首，为文及甫（字同翰）题《郭熙秋山平远二首》。老朋友王巩自西京洛阳通判迁往扬州倅后，给苏东坡寄诗来，东坡先生的次韵诗中以着书自勉。诗中“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次韵王定国倅扬州》）句，引用了何逊与梅花的典故。
何逊字仲言，人称“何记室”，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曾孙，宋员外郎何翼孙， 中国南朝梁诗人。他在任扬州法曹时，廨舍有梅花一株，常吟咏其下。
后来，何逊居住在洛阳时思念梅花，请求再次前往扬州获批。当他抵达扬州时，梅花正好盛开，何逊对树彷徨终日。后来，这个典故被用来形容文人墨客对美好景色的吟咏，或者对某个地方的深情留恋。
欧阳文忠公少子欧阳辩要赴监澶州酒税人，苏东坡作诗为之送行。
九月初五，传来了熙和路的奏报，说是我朝活捉了西羌的反叛首领鬼章。就在朝廷上下奔走相告，准备百官称贺、中外同庆之际，苏东坡却表现得忧心忡忡。
于是，东坡先生上了一道《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详细地分析了这件事的正反两面。指出若是处理不当，则会导致将骄兵惰之局面，因为历史上因为胜利带来的灾祸也并不少见。另外，对于此前一直以来对于西羌的求和来者不拒的做法，东坡先生也指出了其中的弊端，那样只会让西羌与夏人在心里觉得是和是战的决定权就在他们手里，等等。
就在苏东坡还在为国家的安危局势劳心伤神之际，侍御史王觌却上书朝廷勿大用苏东坡这个人。
王觌的理由是，苏东坡与程伊川因为一点小小的结怨，从而浸结仇怨，以至于二人的所亲善的门生故吏也都更相诋讦以求胜，其势若绝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是缘于颐、轼之故也。
王觌还说，程伊川在朝堂上言及苏东坡，东坡遂乞请外任，朝廷既降诏不允，后又复将其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缺，士大夫们岂得不忧，小臣我也是忧患不已啊！苏东坡这个人自从忝列朝堂以来，咎愆不少，微臣不再多言。但庙堂之上，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情如东坡此人者预闻政事，则岂不为圣政之累耶！然而，东坡先生的文采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陛下若要保全苏东坡，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於大悔吝。
在上书的最后，王觌还补充道，苏东坡这个人“虽乞补外，所上章留中不出，臣料之，彼虽以补外为请，其章中必有安之谋以拒公议，果尔，则陛下益当深察其邪正真伪而审处之。”
这还不算，王觌意犹未尽，再次补充道：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缺，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颐而逐之，惟轼尚存，公议未允。臣今日所论，但欲且更无进用轼，徐察其为人。
九月十五，苏东坡在迩英殿为皇帝所讲的《论语》终篇，于是皇帝赐执政讲读史官宴于东宫，并赐御书诗。次日，东坡先生进献了谢表，“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并进献长诗一首。
王适（字子立）之父、比部郎中、知濮州，赠光禄大夫王正路（字宜甫）去世，苏东坡为之作了祭文。
东坡先生曾做主将苏辙的一位女儿许配给了王子立，所以苏东坡将王正路称之为“亲家翁”。后来，苏轼兄弟的后代六个男孩全都从学于王子立，这是后话。
过了几天，关于鬼章被生擒后的处置问题，苏东坡有上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苏东坡认为，善用兵者首先是降服其心，其次才是屈服其力。
如果打了胜仗就烧杀抢掠，建设城堡，继续蚕食对方的国土，就会令边疆的部族誓死造反。像鬼章这样的人，如果杀了，他的臣子就会刻意复仇。如果令鬼章指使他的部族讨伐阿里骨并捉拿赵纯忠，就放他生还，而鬼章与阿里骨本来就有矛盾，这样放还后的鬼章就会与阿里骨互相攻击，相互猜忌而不会联合，这正适合中原王朝的利益。
元佑二年（1087）秋，洛阳人、北宋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字子文），以经行荐。
赵拚辞世已经三年，其子上书朝廷为父乞碑文，朝廷赐墓碑名为“爱直”，碑文则交由苏东坡代写。带着对赵清献公的敬重，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洋洋洒洒的一篇《赵清献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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