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以独特的道家视角论及伏羲。书中的伏羲形象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体现道家崇尚自然、顺应天道的思想观念，反映出在道家思想体系中，伏羲被视为遵循自然规律、具有超凡智慧的代表。
这些记载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方面，具有零散性，分布于不同典籍的不同篇章，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叙述；另一方面，带有时代的主观性，各典籍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和写作目的，对伏羲进行有侧重的记载。
其价值不可忽视。从历史角度看，为研究伏羲时代及上古历史提供珍贵线索，助于还原当时社会风貌、文化特征；从思想文化角度讲，反映先秦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与价值观念，是研究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资料；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这些记载使伏羲的事迹与精神得以传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为后世文化发展提供丰富滋养，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
2．正史中的伏羲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上古历史的记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史记》并未专门为伏羲立传，仅在《太史公自序》中简单提及“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寥寥数语，虽肯定了伏羲作八卦这一功绩，但记载颇为简略。这或许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历史资料有限，以及他着重于记录有确切史料支撑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在《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开篇从黄帝讲起，伏羲并未被纳入五帝世系之中，可见在司马迁构建的古史体系里，伏羲的地位相对边缘。
班固的《汉书》同样没有为伏羲单独立传。不过，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这一评价体现出班固对伏羲地位的高度认可，认为他是圣人级别。《汉书·律历志下》中也有关于伏羲的记载，提及“炮牺氏始受木德，号曰太昊帝”，从五行学说的角度对伏羲进行了定位，将其与五行中的木德相联系，进一步丰富了伏羲在历史文化中的内涵。相较于《史记》，《汉书》对伏羲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拓展，提升了伏羲在古史中的地位。
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则对伏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书中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不仅描述了伏羲的形象、姓氏，还强调其在古史帝王传承中的地位，认为他是继燧人氏之后的王者，开启了木德之运，是百王之首。《帝王世纪》将伏羲置于古史帝王世系的首位，极大地提升了伏羲在正史中的地位，使其“人文始祖”的形象更加鲜明。
从《史记》对伏羲记载的简略且边缘，到《汉书》对其地位的一定提升，再到《帝王世纪》将伏羲置于古史帝王首位，伏羲在正史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这种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学者对上古历史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伏羲文化价值的不断发掘与重视。随着历史的发展，伏羲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地位在正史记载中逐步确立并巩固，其事迹和精神也通过正史的传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3．其他文献记载
除了先秦典籍和正史，《春秋纬》《孝经纬》《拾遗记》等其他文献也为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伏羲形象与事迹。
《春秋纬》中多有对伏羲的神化记载，将其描绘成具有超凡神力的存在。如其中提及伏羲受河图，创八卦，这里强调了伏羲获得神秘力量的加持，使八卦的诞生更具传奇色彩，增添了伏羲形象的神秘性，让他从单纯的人文始祖形象，上升到带有神话色彩的神圣人物，丰富了人们对伏羲神性一面的想象。
《孝经纬》同样对伏羲进行了神化渲染，记载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这种描述将伏羲与自然神秘力量紧密相连，突出了他与天地沟通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伏羲作为天地秩序阐释者的形象，使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丰富了伏羲形象中与天地自然紧密关联的特质。
《拾遗记》则以浪漫奇幻的笔触记载伏羲事迹。书中描述伏羲为龙身人首，这一独特形象与传统的人首蛇身有所不同，为伏羲形象增添了新的元素。同时，书中还讲述了伏羲在治理天下时的一些神奇故事，如他能驱使神灵、掌控自然力量等，这些记载极大地丰富了伏羲的事迹，展现出一个拥有强大统治力和神奇能力的领袖形象。
这些文献的记载虽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和夸张成分，但对丰富伏羲形象和事迹作用显着。它们从不同角度为伏羲增添了神秘、神圣的特质，使伏羲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这些记载不仅满足了人们对远古传说的好奇与想象，也为研究古代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素材，让我们能从更多维度去认识和理解这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五、伏羲文化的内涵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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