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畜以仁义和王道之术教导赵烈侯，使赵烈侯认识到治国应以德为先。在牛畜的影响下，赵烈侯开始注重道德教化，推行仁政，改善了赵国的社会风气，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荀欣则专注于选官制度的改革。他建议赵烈侯选拔贤能之士担任官职，根据才能和功绩来任用官员，打破了以往的世袭制度。这一举措使得赵国的官场注入了新鲜血液，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许多有才能的人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为赵国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徐越主要负责财政方面的改革。他倡导节财俭用，反对奢侈浪费，对国家的财政支出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合理规划财政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赵国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显着改善，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资金。
在这些贤能之士的辅佐下，赵烈侯对赵国的吏治进行了全面整顿。他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和监督，严惩贪污腐败和失职行为，使得赵国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官员们更加尽职尽责，积极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国家发展方面，赵国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上，政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商业和手工业也日益繁荣，赵国的城市逐渐成为经济交流的中心。
军事上，赵国也不断加强自身的实力。赵烈侯注重军队的建设和训练，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赵国的军队在与周边诸侯国的战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扩大了领土范围。
通过赵烈侯和公孙连等贤能之士的共同努力，赵国逐渐从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之一。赵国的强盛不仅为其在战国乱世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韩国的状况
韩国在成为诸侯国后，其发展状况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政治上，韩国缺乏像魏文侯、赵烈侯那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和系统的改革。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体系，但在制度建设和人才选拔方面相对滞后。韩国的政治权力分散，贵族势力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决策和高效治理。而且，韩国处于列强环绕的地理位置，外交上常常陷入两难境地，难以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
经济方面，韩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韩国的冶铁业尤为突出，拥有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所制造的弩箭威力巨大，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然而，韩国的农业发展相对薄弱，土地资源有限，粮食产量难以满足国家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军事上，韩国虽然拥有精良的兵器，但整体军事实力并不强大。由于国土面积较小，人口相对较少，韩国难以组建大规模的军队。在与周边强国的战争中，韩国往往处于劣势，经常受到秦国、魏国等国的侵扰。为了生存，韩国不得不频繁地在各国之间周旋，时而与他国结盟，时而又不得不屈服于强国的压力。
韩国在成为诸侯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使其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始终未能成为像魏、赵那样的强国，在激烈的战国纷争中艰难求生。
五、周威烈王决策的历史评价
1．司马光的观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周威烈王册封三晋一事进行了长篇评论，他认为这一事件是周室衰落的关键。
司马光指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威烈王姬午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承认使原本属于“打家劫舍”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行为。在他看来，周天子本应是天下秩序的维护者，凭借“天子”的名分让诸侯服从指挥。谁人冒犯天子权威，有势力的诸侯可联合其他诸侯国进行讨伐。春秋五霸“奉天子以令不臣”，正是维护这种秩序的体现。
然而，周威烈王却将立国的底线出卖。三晋本为晋国大夫，属于家臣，却鲸吞主家土地，到晋幽公时，晋只剩下绛城与曲沃两个地方，其他土地都被三晋瓜分，出现了奴大欺主的局面。而周威烈王的册封，使得三晋成为合法诸侯，即使再有齐桓公一流的人物，想出面收拾魏、赵、韩，也师出无名了。
司马光认为，三晋强大后若不尊礼仪，不请求天子而自立为诸侯，那他们就是悖逆之臣，会有维护礼仪正义的诸侯征讨他们。但如今他们请求天子获得任命，便无人能征讨。所以，“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周威烈王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和等级制度，使得周天子的权威进一步丧失。原本周王室虽已衰落，但天子名分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天下的秩序。而册封三晋这一行为，让各诸侯看清了周天子的软弱和无原则，从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为空壳，周室益发破落，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因此，司马光将这一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以警示后人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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