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的未接来电
蒙马特阁楼的壁炉第一次烧得这样旺。林婉清把最后一块松木塞进炉膛时，啊玉正蹲在行李箱前翻找护照，指尖扫过箱底那只褪色的帆布包——是去年从藏区带回来的，边角还沾着没洗干净的酥油渍。
帆布包的侧袋里滚出个东西，在地板上撞出清脆的响。啊玉弯腰去捡，指腹先触到一层薄薄的冰花，是枚被冻裂的银杏叶标本，玻璃相框的棱角还沾着泥石流的泥浆。
这是去年秋天从山沟里带出来的。当时钟华陷在垮塌的碎石堆里，发间别着这枚标本，他徒手刨开石块时，玻璃碴子嵌进掌心，血珠滴在金黄的叶片上，像给标本添了道拙劣的红纹。
“找什么？”林婉清端着两杯热可可走过来，羊毛袜在木地板上踩出簌簌的响。她今天穿了件驼色高领毛衣，领口遮住了左颈的疤痕——去年在巴黎难民区为了护他，被闹事者用碎酒瓶划的，当时血顺着毛衣领流下来，染红了他半只袖子。
啊玉把标本塞进外套内袋，指尖突然触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是部旧手机，屏幕早被泥石流的碎石砸得蛛网密布，此刻却在掌心微微发烫，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裂缝里钻出来。
这是钟华的备用机。ICU那几天她昏迷着，他替她收着，后来忙乱中混进了自己的行李。此刻屏幕突然亮了一下，不是来电提示，是条迟来的未接来电提醒，时间戳刺得人眼睛疼——正是泥石流发生的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他抱着钟华爬出山沟的前一刻。
手机还在固执地亮着，通话记录里只有这一个未接来电，呼出方是“啊玉”。
啊玉的指关节突然开始发抖。他想起那天午后，钟华原本在山下的民宿整理采访稿，他去山顶拍雪山全景。泥石流来的时候天昏地暗，他在滚石里看到她的冲锋衣，像片被狂风撕扯的树叶。她当时手里攥着支录音笔，后来他才知道，里面是顾延霆死前托律师转交的证据，关于那场纵火案的真凶。
“在藏区的时候，”林婉清把热可可递给他，杯壁的温度烫得他猛地回神，“你总盯着转经筒上的红绳发呆。”
啊玉低头看杯子里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小小的雾。藏区的冬天比巴黎冷得多，钟华在转经筒上系红绳时，哈气在睫毛上结了层白霜。他当时偷偷在旁边系了条同款，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在下山时被林婉清的视频电话抓了现行。
“她系的是平安绳，”视频里林婉清正坐在巴黎圣母院的台阶上，给难民发面包，“你系的是姻缘绳。啊玉，人不能同时跨两条河。”
此刻旧手机的屏幕暗下去，又突然亮起，这次是条短信预览，来自陌生号码，内容却像把钝刀：“钟记者在整理纵火案资料时发现，当年火场有第四个人——是顾延霆的秘书，她现在在瑞士。”
发信时间是钟华进ICU的第二天。啊玉突然想起，那天律师转交顾延霆的遗书时，夹层里除了视频，还有张写着瑞士地址的便签，字迹潦草，像是临死前匆匆写就的。
“这手机，”林婉清的目光落在他颤抖的手腕上，“该还给它的主人了。”
啊玉猛地抬头，撞进她平静的眼睛。林婉清的瞳孔里映着壁炉的火光，像两年前在酒会上，她替他挡开顾延霆泼来的红酒时，眼里也是这样的光——平静，却藏着山崩地裂的温柔。
“你早就知道她会找过来？”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
“我知道她的录音笔落在你那里，”林婉清笑了笑，指尖划过自己的耳垂，那里有个小小的耳洞，“就像知道你总把她遗落的东西藏起来。去年在ICU，你念她的采访稿，念到‘最想感谢的人’时，她睫毛颤了三下，你数了，对不对？”
啊玉的喉结滚了滚。他确实数了。当时监护仪的滴答声里，他数着她睫毛颤动的次数，突然想起钟华说过，她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对着镜头说“我不信命”，她在台下偷偷录了音，说这是“听过最硬的话”。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这次是条推送新闻，标题刺得人睁不开眼：“钟华记者带伤出席发布会，曝顾氏集团十年前挪用慈善款证据”。配图里她穿着件黑色西装，左臂还打着石膏，手里攥着支录音笔——不是他替她收着的那支，是支新的。
“她总说，真相是最好的止痛剂。”林婉清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绕在啊玉脖子上，“但有些疼痛，是用来提醒你还活着的。”
围巾上有薰衣草的味道，是普罗旺斯的特产。去年钟华在藏区高原反应，夜里总咳，他去当地药店买止咳药，老板娘塞给他一小包薰衣草干花，说“放在枕头下，能梦见想见的人”。后来那包干花被他夹在钟华的采访本里，不知她发现了没有。
“我去瑞士。”啊玉突然站起来，膝盖撞在行李箱上，发出闷响。
林婉清没拦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张机票，放在热可可旁边。机票是明天飞苏黎世的，登机牌背面写着行小字：“顾延霆的秘书有个女儿，在巴黎读美术学院，去年画展上，她展出过一幅画，叫《三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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