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辉说得对，”他忽然敲了敲案头的《公司律》，“朝廷都让办股份制了，咱们晋商要是还抱着老规矩不放，迟早被洋人挤到黄河里喂鱼。”他看向低头拨弄怀表的苏明远，“你上次说的‘商团自卫队’，准备得怎么样了？”
“爹，我联系了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苏明远掏出一张手绘的防御图，“咱们在各商道设了十二个联防据点，每处配二十杆快枪——昨天刚在雁门关打退一伙马匪，抢回了给武昌纱厂的棉花。”年轻人的语气里带着自豪，却没注意到苏承宗眼底闪过的忧虑——当商人开始持枪护商，意味着世道已经乱到了极点。
除夕那天，苏承宗带着子孙们给祖先上香。供桌上除了传统的猪头三牲，还多了一盒“晋华牌”火柴和一匹“爱国布”。长孙捧着新出的《晋商年鉴》跪下，念到“本年度民族工业产值增长三成”时，烛火忽然晃了晃，照得墙上“汇通天下”的匾额金光一闪。
夜里守岁，苏明辉抱着刚出生的儿子过来拜年，孩子襁褓上绣着小小的齿轮和麦穗。“爹，我给孩子取名‘济世’，”年轻人眼里映着窗外的烟花，“希望他这辈人，不用再像咱们这样，在洋人夹缝里求生存。”苏承宗摸着孙子柔软的小手，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跟着父亲走西口时，骑在骆驼上看见的那轮朝阳——原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而他这代人的使命，或许就是在新旧交替的乱世里，为后来者踩出一条通往光明的商道。
第六节 历史洪流：商道尽头的家国答案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山西时，苏承宗正在给汇通天下票号的新章程盖章。羊皮纸上“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还带着油墨香，旁边是孙中山先生发来的贺电：“晋商义举，实开民族实业之先声。”
春末的一个午后，他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听苏明远念报纸上的新闻：“爹，汉阳铁厂改成汉冶萍公司了，咱们的焦煤股份占了一成五。”阳光透过叶隙落在他手上，那些被算盘磨出的老茧在光影里忽明忽暗，像极了年轻时走过的茶马古道。
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苏福举着一封加急电报闯进来：“老爷，武昌起义了！革命军占了汉口租界！”苏承宗猛地站起来，藤椅在青砖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想起二十年前在汉口码头看到的那面英国国旗，想起张之洞临终前说的“实业未竟，诸君努力”，忽然觉得眼眶发潮。
“明远，把商团的花名册拿来，”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给武昌的革命军送些粮草过去，再派几个会修机器的伙计，听说他们缺技术工人。”苏明远愣了一下，忽然笑了：“爹，您当年不让我碰革命党，现在怎么……”“此一时彼一时也，”苏承宗摸着胸前的同盟会徽章——这是去年孙中山先生亲授的，“商人爱国，从来不是喊口号，是看世道需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
深秋的晋商博物馆里，苏承宗看着玻璃展柜里的老照片：十九岁走西口的自己，三十岁创办票号的自己，五十岁办工厂的自己，还有上个月穿着西装在上海参加实业大会的自己。展柜旁边，孙子济世正在给一群学生讲解“晋商五百年”的历史，小姑娘指着一张黑白照片问：“苏爷爷，这张照片里您抱着的是什么呀？”
“这是光绪三十年咱们办的第一所商童学堂，”苏承宗看着照片里自己抱着课本的样子，忽然想起学堂门口的对联“通商惠工，育人兴邦”，“那时候啊，爷爷就想，光咱们晋商有钱不行，得让天下人都懂商道，懂世道。”
暮色渐浓时，济世蹦跳着过来牵他的手：“爷爷，老师说您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先驱’呢！”苏承宗笑了，皱纹里盛着夕阳的余晖。他忽然看见博物馆外的汾河上，一艘挂着“晋商号”旗号的货船正缓缓驶过，船头的汽笛声响彻云霄——那是苏明辉引进的新式蒸汽船，正在试航第一条连接山西与上海的内河航线。
晚风掀起他的长衫下摆，衣兜里装着刚收到的《实业救国计划书》，落款处是济世歪歪扭扭的签名。远处传来归巢的雁鸣，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商道如水，可载舟，亦可煮粥。”此刻看着脚下这片曾被列强铁蹄践踏的土地，看着子孙们在新时代里开拓的新商道，他终于明白，所谓传奇，从来不是一个人走多远，而是一群人在时代的浪潮里，始终记得把根扎进土地，把心交给家国。
当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晋商大院的飞檐上时，苏承宗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一场漫长的走西口——从学徒到掌柜，从票号到实业，从保家到卫国，每一步都走得艰辛，却也走得踏实。而那些藏在账本里的家国情怀，那些融在商道中的道义坚守，或许就是晋商传承五百年的真正密码——不是银钱多少，而是当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时，他们从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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