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制崩解：狂澜骤起的时代变局
一、龙旗落地：政治秩序的重构与商业震荡
1911年深秋的武昌城头，枪声撕裂了晚清帝国最后的帷幕。当苏承宗在山西老宅接到革命军攻占南京的密电时，账房先生正捧着账本汇报：“老爷，江南漕运的煤炭订单锐减三成，沪上票号发来急函，说清廷度支部拖欠的三十万两官银怕是要成废纸了。”窗外，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幌子在寒风中剧烈摇晃，一如这个即将崩塌的旧时代。
辛亥革命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全国。随着宣统帝退位，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临时约法》颁布，“实业救国”成为新政权的口号。但对苏氏家族而言，现实远比口号残酷：昔日依附清廷的官商合作模式瞬间瓦解，直隶总督府拖欠的铁路配件款项化作泡影，更致命的是，北方数省因战乱陷入封锁，煤矿产出的乌金堆积如山，却运不出娘子关。
二、经济秩序的洗牌：从“官商庇护”到“市场丛林”
晚清时期，苏承宗凭借与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的合作，在煤炭、铁路配件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其商业逻辑核心是“依附权力获取垄断”。但民国建立后，中央权威式微，各地军阀割据，昔日的“官商通道”变成了“关卡林立”——奉系军阀在关外设卡征税，皖系在津浦线截留物资，甚至连山西本地的阎锡山也以“保境安民”为名，对过境煤炭征收重税。
更深远的冲击来自经济政策的转向。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废除了清廷对某些行业的垄断特权，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这意味着苏氏家族在铁路配件领域的世袭订单不复存在，汉阳铁厂、上海求新制造局等新兴企业凭借更灵活的机制参与竞争，甚至连外资企业也通过“中外合办”的名义卷土重来。苏明远在一次商会会议上痛陈：“去年我们给京张铁路做的道钉，被比利时商人压价三成抢走，他们用的是贝塞麦炼钢法，我们的铁匠炉怎么比？”
第二章 代际接力：新旧商业思维的碰撞
一、老掌柜的困惑：苏承宗的“守成之困”
面对剧变，年近六旬的苏承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习惯了用“同乡情谊”“朝廷恩典”维系商业网络，却看不懂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民主”“共和”；他擅长在票号账本上拨弄算盘，却算不清各省军政府发行的“军用票”价值几何。当苏明远提出“剪掉辫子，穿西装去拜会民国实业部官员”时，老爷子把水烟袋重重砸在桌上：“成何体统！当年李中堂见洋人都穿马褂！”
这种矛盾在1912年春天达到顶点。山西巡抚衙门改组为督军府，新上任的实业科长要求苏氏煤矿按“民国矿务章程”重新注册，需提交地质勘探报告、安全章程等一堆“洋文文件”。苏承宗派老管家带着银票去打点，却被科长指着鼻子骂：“民国了，不讲这个！再搞前清那套，吊销你的执照！”老爷子气得卧病在床，喃喃自语：“这世道，真变了……”
二、少东家的破局：兄弟俩的“革新双响”
接过权杖的苏明远与苏明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革新路径。大哥明远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深谙“国家资本”运作逻辑，他在家族会议上摊开图纸：“看，这是东京的三井株式会社架构图，我们要把煤矿、铁厂、票号整合成‘苏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学日本人搞事业部制。”而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明辉则更关注技术：“父亲，您还记得汉阳铁厂的贝塞麦炉吗？我已托洋行订购了德国西门子的炼钢电炉，能把铁轨钢的抗拉强度提高40%。”
两人的首次合作始于一场危机。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南方铁路建设全面停工，苏记铁厂积压了价值五十万两的钢轨。明远连夜起草《致全国商埠书》，以商会名义呼吁“国货自救”，在天津、上海租界举办“国产钢轨展览会”；明辉则带着技术团队蹲在车间三个月，将积压钢轨改制成民用钢材，甚至开发出铁路用弹簧钢，卖给了正在扩编的西北军阀部队。这次“危中求机”让苏承宗第一次意识到：儿子们走的路，或许真能活下去。
第三章 管理革命：从“家族宗法”到“现代企业”
一、科层制改革：打破“掌柜世袭制”的阵痛
苏记实业的第一场变革发生在人事架构。明远借鉴日本企业经验，废除了“大掌柜—二掌柜—学徒”的宗法体系，设立“总管理处—分公司—车间”三级架构，下设财务、生产、销售、技术四部。此举触动了老臣的利益——跟随苏承宗三十年的账房先生王老先生被调任“顾问”，实权交给了留洋归来的会计硕士。王老先生抱着账本哭到苏承宗面前：“老爷，老奴跟着您从平遥走街串巷起家，如今却让个毛头小子管账，这不是拆苏家的根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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