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出现在与汉阳铁厂的合作中。明辉用苏记的煤炭配额换取了铁厂闲置的德国磨床，又高薪聘请了留德工程师卡尔。当第一套国产汽车轴承在测试台上运转到三千转/分时，卡尔突然摘下眼镜：“苏先生，这精度够装福特车了，但你们的热处理炉……”他没说完的话是，那台用山西土窑改造的炉子，炉温误差竟控制在±5℃，靠的是老工匠凭经验撒入的特殊矿砂。
第四节 资本绞杀与政商迷局
1914年欧战爆发，国际钢铁价格暴涨三倍，苏记的铁路配件厂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但苏明远却在天津英租界的汇丰银行里笑不出来——洋行买办递来的新合约上，铁矿砂价格比战前翻了一番，且要求预付三个月货款。“这是趁火打劫！”明远把合约摔在桌上，买办却耸耸肩：“苏先生，南洋铁矿被日本财阀垄断，您要不签，下个月就没米下锅。”
更凶险的风暴来自资本市场。当苏记准备发行“实业债券”融资时，上海突然冒出家“华洋合办机械公司”，以低于成本价15%的价格抛售同类配件。明辉派人调查，发现背后是日本三井财阀的影子。在一次商会宴会上，三井的买办故意凑近明辉：“苏先生，与其苦苦支撑，不如把厂子卖给我们，保准您赚得比现在多。”明辉端着酒杯的手青筋暴起：“我的厂子，只卖给中国人。”
政治局势的诡谲更让企业如履薄冰。袁世凯称帝前夕，河南督军派人来阳泉“借”煤十万担，却只给张空头支票。明远气得要撕票，明辉却拦住他：“现在得罪北洋，以后京汉铁路的生意就别想做了。”兄弟俩最终想出折衷方案：以“支援实业”名义捐出两万担，剩下的八万担用“军煤抵税”协议锁定，日后凭票抵扣赋税。这招“以捐代交”竟成了苏记在军阀割据时代的生存智慧。
最致命的打击发生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裂，交通部突然宣布“铁路材料统一采购”，将招标权交给了英美合资的辛迪加公司。苏明远连夜进京，在六国饭店找到某位总长的幕僚，塞了五千块大洋才得知内情：辛迪加承诺给政府官员30%的回扣，而苏记的报价虽低，却“不懂规矩”。回到阳泉，明远把自己关在书房三天，再出来时鬓角已染霜：“明辉，咱们得准备后手了，洋人跟贪官勾结起来，能把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第五节 暗礁之上的商业罗盘
在天津意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苏明辉与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低声交谈。那是南开学校的经济学教师马寅初，刚从美国留学归来。“苏先生，”马寅初用铅笔在餐巾纸上画着曲线，“您看这物价指数，去年涨了47%，根子在银本位崩溃和军阀滥发纸币。”他建议苏记将部分资金兑换成美元外汇，并存入外资银行，“这不是崇洋，是避险。”
与此同时，苏明远正在阳泉煤矿推行“以工代赈”。他把积压的煤炭折算成工价，招募灾民修建矿区铁路支线。老账房心疼得直哆嗦：“东家，这比直接发钱亏多了！”明远却望着远处挖路基的流民：“让他们干活换饭，比白拿救济更有尊严，将来铁路修通了，运煤成本还能降两成。”这招“基建自救”不仅缓解了用工荒，更在灾年为苏记赢得了“善商”的口碑。
应对原材料垄断的对策在上海萌芽。明辉联合几家华商铁厂，在宁波设立了“扬子铁矿采购 consortium”，派船队直抵澳大利亚皮尔巴拉矿区。在与澳洲矿主的谈判中，他故意带上翻译和英国律师，用流利的英语和熟悉的国际商法让对方刮目相看。当矿主傲慢地提出“只卖原矿，不卖精选矿”时，明辉突然展示出江南制造局炼制的高纯度铁锭：“我们自己能选矿，您不卖，有的是印度矿主愿意合作。”这场耗时三个月的谈判，最终为华商争取到了5%的价格折扣，更打破了日本财阀对铁矿砂的垄断。
最富远见的布局在于电力行业。明辉在考察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时，发现发电机的轴承损耗率极高，而国内竟无一家厂能生产替代品。他当即决定在铁路配件厂内设立电机部件车间，高薪聘请德国西门子的退休技师。当第一台国产发电机轴承在汉口水厂试运行成功时，厂长握着明辉的手说：“苏先生，这下咱们不用看洋人的脸色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苏记电机”的部门，竟成了中国早期民族电力工业的摇篮。
第六节 机遇背后的历史回响
1917年春天，苏明远站在新落成的阳泉发电站屋顶，看着电流通过电线点亮矿区的灯盏，突然想起父亲苏承宗临终前的叮嘱：“经商如行船，看得见的浪头好躲，看不见的暗礁才致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潮碰撞最激烈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在北平点燃，实业救国的呼声与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交织，而苏记家族的商业版图，恰如一叶扁舟，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着自己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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