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二月下旬,江南的春寒尚未完全褪去,朝廷的敕令已由快马疾驰送达江宁。
旨意清晰,布局周密,全然采纳了先前君臣奏对所议的方略:
韩绛擢升为权三司副使,即刻返京述职,协助三司使欧阳修总揽全国财政。
王安石授翰林学士兼右谏议大夫,此职虽品秩并非极高,却乃皇帝近臣,日侍天颜,参议朝政,以备顾问,其重用之意,昭然若揭。
冯京任江南东路转运使兼权发遣盐政使,总揽东南财赋与盐政,接替韩绛之责。
苏颂除知江宁府事兼盐政副使,以其精于算学、格物之才,负责新政在地方的具体实施与技术管理。
章衡为江南诸路巡查御史,范纯仁、吕大防为副使,组成一个极具分量的监察班子,专司监督新政执行、吏治清廉与民情反馈。
这套班底,既有冯京的持重总览,又有苏颂的精密务实,外加章衡等人的刚正监察,可谓考虑周全,平衡了改革、稳定与制衡的多重需求。
与此同时,韩绛与王安石离任前的最后一场雷霆行动也已近尾声。被查封的盐场、宅邸、库房,以及折变的诸多财物,陆续清点完毕。
这一日,江宁府衙库前,车马辚辚。一口口沉甸甸的大木箱被装上特制的坚固马车,由精锐的禁军士卒严密看管。箱中所盛,乃是此次查抄行动中易于携带的精华部分:
黄金、白银、成串的铜钱、便于运输的贵重丝帛,以及部分迅速折价的珠宝。其总价,据三司吏员与皇城司人员联合核计,估值已近八十万贯之巨!这尚不包括那些需要时间变卖的田宅、店铺等不动产。
韩绛与王安石并肩立于阶上,望着这即将押送赴京的庞大财富。韩绛的脸上并无太多喜色,反而透着一种沉静的决然。
“介甫,你看。”他微微抬手,指向那些车辆,“此去京师,水深浪急。欧阳公目疾深重,三司积弊如山,国库依旧空虚。若无此‘底气’,我纵有经世之志,恐亦难施展拳脚,徒令宵小之辈轻视。”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深沉:“这,亦是我能为陛下送上的最好的‘礼物’。不仅是一笔活钱,更是一个信号——陛下所推行之新政,不仅能富民,更能惩贪聚财,强固国本!有此为证,朝堂之上,那些非议新政空耗钱粮的论调,可以休矣!”
王安石目光复杂地看着身旁这位亦师亦友的同僚,最终深深一揖:“子华兄深谋远虑,人所不及。此去京师,任重道远,万望保重。”
韩绛扶起他,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臂:“介甫,你我京师再会。届时,方才是真正的大展宏图之时!”
数日后,一支特殊的车队在重兵护卫下,浩浩荡荡驶出江宁城,向北而行。队伍前方,是韩绛与王安石的官轿。
韩绛坐在轿中,闭目养神。他怀里揣着的是三司副使的任命文书,而他的身后,是价值近百万贯的财富。这无疑是他步入帝国最高财政殿堂最硬的一块敲门砖,也是他献给年轻皇帝最厚重的投名状。
车辙滚滚,碾过初春的土地。江南的烽火暂歇,而汴京的风云,正等待着这两位心怀宏图之志的臣子去搅动。
韩绛以其老辣的政绩和这份沉甸甸的“底气”,为自己,也为王安石,更为皇帝赵顼那波澜壮阔的熙宁新法,奏响了一曲强有力的序曲。
熙宁元年三月初三,汴河两岸杨柳新绿,春水初涨。距京城码头数里外的一处清净茶馆,临河而设,视野极佳。赵顼一身寻常文士襕衫,坐在二楼敞轩处,面前一盏新沏的蒙顶甘露,香气氤氲。
他看似悠闲地望着运河上往来的舟楫帆影,耳中却捕捉着楼下茶客和窗外纤夫的闲谈。
近来临安城内外最火热的话题,自然是那震动朝野的“裁军”风声和远在江南的“盐政风暴”。
茶客们议论纷纷,有夸朝廷终于动真格查贪官的,也有忧心忡忡担心裁了军卒生乱的,更有对那主持江南事务的“韩相公”、“王知府”手段啧啧称奇的。赵顼听着这些未经修饰的市井之言,嘴角偶尔牵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李宪悄步上前,低声道:“大家,韩、王二位大人的官船已在前方码头靠岸了。”
赵顼点点头,目光仍望着河面:“嗯。去请他们过来吧。就说朕在此处喝茶,请他们一同歇歇脚。”
不多时,在李宪的引导下,风尘仆仆的韩绛与王安石出现在了茶馆二楼。二人显然没料到皇帝会以这种方式在此等候,皆是微微一怔,连忙便要行礼。
赵顼早已看见,笑着摆手:“免了免了。韩师,介甫,一路辛苦。快来坐,朕…哦不,我今日得闲,特意在此泡了好茶等你们。”
他语气轻松,刻意淡化着君臣的界限,仿佛只是旧友重逢。
韩绛与王安石称谢后,依言坐下。李宪立刻为二人奉上茶盏。
“尝尝,今年的蒙顶新茶,味道清冽,正可洗尘。”赵顼亲自执壶,为二人斟茶。这个举动让韩绛连忙以手虚扶茶盏,口称“不敢”,王安石也微微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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