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御花园的闲谈,看似平淡无奇,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向。赵顼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成功地将辩论的焦点从“该如何敛财”的战术层面,悄然提升到了“该如何选拔能解决问题的人才”的战略高度。
一场关于科举改革的更大风暴,其种子已在这一刻,由这位年轻的皇帝,亲手播下。
时值熙宁元年三月中旬,汴京春深,太学讲堂内的气氛却比屋外的阳光更加灼热。
自月初王学士与司马学士那场关于《周礼》泉府之辩后,今日的再度交锋吸引了更多关注。堂内熙攘,无处落座者皆倚立廊下,屏息以待。
王安石今日未有多余寒暄,径直走向讲台中央,目光如炬,扫视全场。他开声便如金石坠地,打破沉寂:
“今日王某不引《周礼》,不辩泉府,只问诸君一问:我辈读书人,十年寒窗,乃至皓首穷经,所求究竟为何?”
他停顿片刻,自问自答:“莫非仅为雕琢几句华美诗词,换取金榜题名,便觉功成名就,于国于民,竟可无愧于心乎?”
台下鸦雀无声,许多士子面露思索,甚至惭色。
“然观今日之取士法,以诗赋定高下,以墨义决去留。此实乃以文辞之巧拙,定经国之才愚!是谓本末倒置,其误国也深矣!”
其声渐高,言辞愈发犀利,“试问!西夏入寇,边城告急,可能凭《春晓》之句退敌?漕运中断,京师粮荒,可能借《赤壁》之赋充饥?州县水患,流离失所,可能以骈四俪六之文筑堤安民?”
一连三问,掷地有声,许多年轻学子已不觉握紧拳头,神色激动。
“不能!”王安石自答,斩钉截铁,“现行之法,所选多为吟风弄月之高手,而非经世济民之干才。
此等人物,充斥朝堂州县,遇事则茫然无措,唯有委权胥吏,以致奸吏擅权,弊政丛生!此非士人之过,实乃取士之法之过!”
他最终抛出其核心主张,毫无迂回:
“故,王某在此疾呼:非改不可!非大变不可!当力削诗赋之权重,乃至最终废除!当以‘经义’、‘策论’为取士之根本!”
他阐释道:“‘经义’者,非是徒然记诵先儒旧注,沦为抄书之胥。乃要深究圣贤经典之微言大义,明其理,通其变,知其所以然!
‘策论’者,更要直刺时弊!问之以钱谷、兵甲、河渠、律令,考其析事之明,辩理之智,决断之能,解决之方!”
最后,他慷慨陈词:“如此,方能引导天下读书人,自少年时便留心经济,关注民生,思考国是,而非只知寻章摘句,雕琢无用之文。
十数年后,朝廷所得之士,方为明体达用、可堪重任之才!此方为正本清源、百年树人之大计!诸君,以为然否?!”
话音落下,堂内寂静片刻,旋即爆发出巨大的喧哗,赞叹声、议论声、惊愕声交织一片。
待声浪稍平,司马光缓缓起身。他面容沉静,并未因王安石的激烈言辞而动容,先向四方微揖,方才开口,声音沉稳而清晰:
“介甫兄之言,振聋发聩,其忧国忧民之心,光深为感佩。取士之法,积弊已久,诗赋空疏,难选真才,此确为事实,光亦深以为然。”
他先予以肯定,展现了君子之争的风度,也赢得了众多赞同的目光。然而,随即其语调转为深沉:
“然则,介甫兄所言改革之方,其心虽善,其策却隐伏两大忧患,光不得不言,请诸君共思。”
“其一,重‘策论’而轻‘根基’,恐舍本逐末,败坏人才根本!”
司马光目光扫过在场学子,语重心长,“若只为求取功名,使学子一味揣摩时政,迎合风气,而荒废了经史子集之根基,疏忽了仁义道德之修养,则虽或能得一二机敏干练之吏,然却失却了敦厚稳重、持守正道之君子!
此犹如树木,只顾催生枝叶,却不深培其根,乍看繁茂,遇风必摧。此非育才,实为坏才!光之所忧,一也。”
他稍作停顿,让众人消化此意,继而提出更尖锐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标准何在?由谁裁定?此光之所忧最深者也!”
他直视王安石,目光灼灼,“介甫兄言,‘深究微言大义’。然则,何为‘微言’?何又为‘大义’?
天下解读经典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无定论。若科场之上,对此无有相对公允之准绳,则考官凭何判卷?学子又该从何准备?”
他的声音愈发凝重:“届时,恐非公平选才,而是选拔那些巧言令色、标新立异、善于揣测考官意图之徒!更甚者…”
他在这里加重了语气,仿佛预见了某种可怕的未来,
“若日后,有司欲图省事,或有人欲统一言论,竟凭一己之见,裁定经义,强天下人以遵从其一家之说,则煌煌千年之学术自由将荡然无存,士林思想尽遭禁锢,其祸之烈,恐百倍于诗赋取士之弊!光之所忧,二也!”
司马光的反驳,并未全盘否定改革,而是直指执行层面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其思虑之深远,逻辑之严密,同样引发了满堂深思和阵阵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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