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五月初十,汴京城外,南郊祭坛。
时近仲夏,辰时刚过,日头便已显露出灼人的威力。然而,与这份炎热相比,更令人心头沉重的是那自河北一路南下、不断传来的噩耗。
祭坛四周,卤簿仪仗肃穆陈列,文武百官身着祭服,按品级垂手而立。空气中弥漫着的,并非汴京本地的旱焦之气,而是一种源于远方灾情的、无声的压抑。每个人都清楚,今日这场仪式,为的是那千里之外、正饱受煎熬的北地军民。
皇帝赵顼,身着十二章纹衮服,通天冠下的面容年轻却凝重。他一步步登上高高的祭坛台阶,脚下的青石被晒得温热。
他并非感受着开封的“干旱”,而是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河北龟裂的土地上,眼前浮现的是奏报中“河水断流、井泉枯竭”的惨状,是流民即将南下的隐忧。他的沉重,来自一份超越地域的帝王责任。
向皇后跟随其后,凤冠霞帔,神色端庄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忧戚。她所忧者,亦是北方的子民。
吉时到,钟磬悠扬,雅乐庄重。
赵顼站定于祭坛中央,展开祷文。他目光扫过台下群臣,扫过远方看不见的河北山川,深吸一口气,声音清朗而沉痛,开始了他的祷告:
“嗣天子臣顼,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只:
伏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人君代天理物,当敬天勤民。今臣承祖宗之基业,膺兆民之付托,夙夜惕厉,未尝宁处。
然北地河北,自去冬徂夏,愆阳为虐。雨泽愆期,千里焦土!臣虽居九重,然奏报频传,字字惊心:
河流涸竭,禾黍尽枯,黎元阻饥,嗷嗷待哺!斯民何罪,罹此凶灾? 此皆臣否德,上干天和,政令有阙,下殃黔首。抚心自问,战惧涕零!”
他的声音蕴含着真挚的痛切,这痛切并非源于身处的汴京,而是与遥远北方的苦难紧密相连。他稍作停顿,让那份沉重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继而宣告朝廷的努力:
“臣不敢坐视,已减膳撤乐,誓与民同俭;不敢惜费,正发廪蠲租,急解倒悬之困。咨尔百工,各修厥职。恤刑狱,罢非急之力役,思与臣工,共图消弭。”
最后,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决绝的恳求:
“伏望昊天上帝、厚土神只,垂矜鉴之慈,降甘霖于北地!苏彼处之苗稼,慰倒悬之民心。若政失其道,愿降灾于朕躬;若民有遗孽,请移咎于眇身。 但使河北甘霖普降,百谷用成,臣虽殒越,亦无所恨!”
“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俯伏以待!呜呼!哀哉!尚飨!”
三跪九叩,大礼完成。
仪式结束时,天空依旧湛蓝,汴京的日头依旧热烈。没有奇迹发生。
但这场祷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求雨”本身。它是一次政治的宣告,一次人心的凝聚。
它告诉天下,尤其是告诉河北的军民:朝廷没有忘记你们,皇帝正在为你们向上天祈求。它更告诉所有的臣子: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需同心协力。
赵顼走下祭坛,衮服内的衣衫已被汗水浸透。他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比仪式更为艰巨的现实挑战
——如何将祷文中的誓言,变成实实在在能送到灾民手中的粮食,和能挡住西夏铁骑的坚固城防。祷雨,只是这场硬仗的序幕。
熙宁元年五月十五,紫宸殿。
南郊祷雨的肃穆气氛尚未完全消散,一场预料之中却又格外棘手的外交风波,已随着西夏使团的抵达,正式摆在了大宋君臣的面前。
赵顼端坐于御座之上,面色平静,但眼底深处却是一片冰冷的凝重。
他手中把玩着一份由馆伴使(负责接待外使的官员)呈上的西夏国书副本。国书的措辞看似恭顺,实则绵里藏针,核心要求与历史如出一辙:西夏愿以“归还”早年占据的 葭芦、吴堡 等二寨为条件,换取大宋“归还”绥州。
“葭芦、吴堡,弹丸之地,贫瘠荒芜,岂能与绥州战略要冲相提并论?”赵顼心中冷笑,“梁太后和梁乙埋,当真以为我大宋河北有难,便可任其拿捏了?”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丹墀下的重臣:韩琦闭目养神,似在养精蓄锐;文彦博面色沉静,眼神锐利;曾公亮眉头微蹙,似在盘算得失;吕公弼则略显忧色;而韩绛,则是一副跃跃欲试、准备迎战的神情。
“西夏国书,诸卿都看过了。”赵顼的声音打破了殿中的寂静,听不出喜怒,“说说吧,该如何应对此番‘好意’?”
韩绛率先出列,语气激昂:“陛下!此乃西夏惯用之讹诈伎俩!绥州乃种谔将士浴血所得,已是我大宋疆土,岂有以自家之地换他人荒寨之理?
臣以为,当严词驳斥,断其妄想!并应借此机会,厉兵秣马,示我决心!”
曾公亮较为持重,补充道:“韩相公所言在理。然使者已至,礼仪不可废。臣以为,可先由馆伴使与之周旋,探其虚实底线。朝堂之上,陛下可予接见,但态度需不卑不亢,陈明绥州乃我方固有之地,绝无交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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