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六月底，河北的旱蝗之灾仍在肆虐，但帝国的命脉——漕运，在吕惠卿、曾布的强力整顿和蔡确的暗中协调下，终于开始艰难地恢复通行。第一批满载江南粮秣的漕船，缓缓驶向北方。
在这焦灼的气氛中，一股东南方向的海风，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消息。
江宁府（今南京），发运使司衙署。
冯京与苏颂正在处理公务，一名书吏呈上一封泉州市舶司转来的密信。
“冯帅，苏公！是吕公着吕大人自海外传回的消息！”
苏颂拆信细读，沉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当世兄，晦叔（吕公着字）不辱使命。虽非金山银山，却为朝廷打开了一扇窗。”
信中，吕公着详细禀报了近一年的行程：
抵达扶桑（日本）：他成功抵达了扶桑国（其时正值其“延久”年间），会见了掌权的藤原氏贵族。对方对宋朝文化极为仰慕，但态度谨慎。
此次随船带回的，主要是象征友好的一些“方物”：工艺精美的太刀数柄、精美的螺钿漆器、珍珠一匣以及硫磺等物。
吕公着估算，这些物品在汴京市价，总计约值一万五千至两万贯。此外，扶桑方面表达了希望扩大贸易的意愿，尤其是进口宋朝的书籍、瓷器与丝绸。
转航高丽：在高丽国（其时正值文宗在位），吕公着的活动更为深入。高丽虽臣服于辽，但内部对辽的压榨深感不满。
吕公着以儒家文化为纽带，与高丽文臣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高丽王廷私下表示，愿意在辽国视线之外，通过海路与宋朝进行更密切的贸易往来。
特别是希望获得宋朝的书籍、历法、药材，并可能输出马匹、人参等物资。此次也带回了一些高丽特产作为回礼。
归期与展望：吕公着已随船队返航，预计一月内抵达泉州。他在信中强调，此次出航，经济收益虽有限（总计带回财物估价约三、四万贯）
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建立了初步的官方联系，探明了海路，为未来可持续的、规模更大的海上贸易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基础。
“晦叔此行，可谓‘投石问路’。”冯京看完信，精准地评价道，“所获财物，于朝廷眼下巨耗而言，虽是杯水车薪，然此路一开，未来之利，或可期也。当立刻奏报陛下。”
汴京，福宁殿。
赵顼同时收到了漕运初步疏通和吕公着海外归来的消息。他先是一喜，随即冷静下来。他仔细阅读吕公着的奏章，尤其关注高丽国愿意进行隐蔽贸易的部分。
他召来韩琦、曾公亮等人。
“诸公请看，吕公着奏报。”赵顼将奏章传阅，“扶桑、高丽，海路已通。虽初获不过数万贯之资，然其意深远。高丽，倭国甚至都对在雄州建立大型互市港口表现出浓厚兴趣。
韩琦看完，沉吟道：“陛下，吕公着此行，确是有功。高丽首鼠两端，须谨慎接触，贸易之事需极为隐秘，以防辽人察觉。然此路既通，便如棋局多出一眼，于我朝战略大局，善莫大焉。”
曾公亮从财政角度分析：“数万贯财物，可暂解燃眉之急，用于河北赈灾，可活人无数。
然臣以为，吕公着最大之功，在于证实了‘市舶之利，可补国用’。若将来能妥善经营，其利或不下于一路之赋税。”
赵顼听完，心中豁然开朗。他走到地图前，目光从汴京移向广阔的东海。
“诸公所言极是。此非解困之金汤，实为未来之活水！”
他随即决断：
“第一，吕公着之功，在于拓路，朕心甚慰，待其归朝，当予嘉奖。
第二，与高丽、扶桑贸易事宜，由市舶司主导，枢密院协理，务求稳妥隐秘。登、莱水军可酌情加强，以护商路。
第三，所获财物，悉数划入三司，优先用于河北赈济与绥州军备。”
赵顼的兴奋点，并不在那几万贯钱财上，而在于吕公着为他打开的这一片全新的战略视野。
在陆上被西夏和辽国挤压的困境中，海洋，似乎展现了一条充满潜力的未来之路。
熙宁元年，六月廿九，黄昏。
一辆毫不起眼的青布马车，在数十余个作樵夫、货郎打扮的精悍汉子若有若无的护卫下，悄无声息地驶出汴京外城的万胜门，停在距官道尚有百步之遥的一处荒废土坡后。
车内，大宋官家赵顼，换了一身寻常士子穿的靛蓝襕衫，透过李宪为他撩起的一线车窗帘隙，向外望去。
仅仅一眼，他整个人便如同被钉在了座位上。
官道旁，原本应是农田的旷野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那不是集市的热闹，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般的蠕动。
上万流民，如同被飓风扫落的蚁群，无声地蜷缩在尘土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臭味——汗臭、污秽的酸腐气，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尸臭。
没有想象中的哭喊震天。饥饿已经抽干了人们哭喊的力气。只有孩童偶尔发出的、小猫般的微弱啼哭，旋即又被母亲的干涸胸膛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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