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六月底,河北的旱蝗之灾仍在肆虐,但帝国的命脉——漕运,在吕惠卿、曾布的强力整顿和蔡确的暗中协调下,终于开始艰难地恢复通行。第一批满载江南粮秣的漕船,缓缓驶向北方。
在这焦灼的气氛中,一股东南方向的海风,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消息。
江宁府(今南京),发运使司衙署。
冯京与苏颂正在处理公务,一名书吏呈上一封泉州市舶司转来的密信。
“冯帅,苏公!是吕公着吕大人自海外传回的消息!”
苏颂拆信细读,沉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当世兄,晦叔(吕公着字)不辱使命。虽非金山银山,却为朝廷打开了一扇窗。”
信中,吕公着详细禀报了近一年的行程:
抵达扶桑(日本):他成功抵达了扶桑国(其时正值其“延久”年间),会见了掌权的藤原氏贵族。对方对宋朝文化极为仰慕,但态度谨慎。
此次随船带回的,主要是象征友好的一些“方物”:工艺精美的太刀数柄、精美的螺钿漆器、珍珠一匣以及硫磺等物。
吕公着估算,这些物品在汴京市价,总计约值一万五千至两万贯。此外,扶桑方面表达了希望扩大贸易的意愿,尤其是进口宋朝的书籍、瓷器与丝绸。
转航高丽:在高丽国(其时正值文宗在位),吕公着的活动更为深入。高丽虽臣服于辽,但内部对辽的压榨深感不满。
吕公着以儒家文化为纽带,与高丽文臣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高丽王廷私下表示,愿意在辽国视线之外,通过海路与宋朝进行更密切的贸易往来。
特别是希望获得宋朝的书籍、历法、药材,并可能输出马匹、人参等物资。此次也带回了一些高丽特产作为回礼。
归期与展望:吕公着已随船队返航,预计一月内抵达泉州。他在信中强调,此次出航,经济收益虽有限(总计带回财物估价约三、四万贯)
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建立了初步的官方联系,探明了海路,为未来可持续的、规模更大的海上贸易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基础。
“晦叔此行,可谓‘投石问路’。”冯京看完信,精准地评价道,“所获财物,于朝廷眼下巨耗而言,虽是杯水车薪,然此路一开,未来之利,或可期也。当立刻奏报陛下。”
汴京,福宁殿。
赵顼同时收到了漕运初步疏通和吕公着海外归来的消息。他先是一喜,随即冷静下来。他仔细阅读吕公着的奏章,尤其关注高丽国愿意进行隐蔽贸易的部分。
他召来韩琦、曾公亮等人。
“诸公请看,吕公着奏报。”赵顼将奏章传阅,“扶桑、高丽,海路已通。虽初获不过数万贯之资,然其意深远。高丽,倭国甚至都对在雄州建立大型互市港口表现出浓厚兴趣。
韩琦看完,沉吟道:“陛下,吕公着此行,确是有功。高丽首鼠两端,须谨慎接触,贸易之事需极为隐秘,以防辽人察觉。然此路既通,便如棋局多出一眼,于我朝战略大局,善莫大焉。”
曾公亮从财政角度分析:“数万贯财物,可暂解燃眉之急,用于河北赈灾,可活人无数。
然臣以为,吕公着最大之功,在于证实了‘市舶之利,可补国用’。若将来能妥善经营,其利或不下于一路之赋税。”
赵顼听完,心中豁然开朗。他走到地图前,目光从汴京移向广阔的东海。
“诸公所言极是。此非解困之金汤,实为未来之活水!”
他随即决断:
“第一,吕公着之功,在于拓路,朕心甚慰,待其归朝,当予嘉奖。
第二,与高丽、扶桑贸易事宜,由市舶司主导,枢密院协理,务求稳妥隐秘。登、莱水军可酌情加强,以护商路。
第三,所获财物,悉数划入三司,优先用于河北赈济与绥州军备。”
赵顼的兴奋点,并不在那几万贯钱财上,而在于吕公着为他打开的这一片全新的战略视野。
在陆上被西夏和辽国挤压的困境中,海洋,似乎展现了一条充满潜力的未来之路。
熙宁元年,六月廿九,黄昏。
一辆毫不起眼的青布马车,在数十余个作樵夫、货郎打扮的精悍汉子若有若无的护卫下,悄无声息地驶出汴京外城的万胜门,停在距官道尚有百步之遥的一处荒废土坡后。
车内,大宋官家赵顼,换了一身寻常士子穿的靛蓝襕衫,透过李宪为他撩起的一线车窗帘隙,向外望去。
仅仅一眼,他整个人便如同被钉在了座位上。
官道旁,原本应是农田的旷野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那不是集市的热闹,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般的蠕动。
上万流民,如同被飓风扫落的蚁群,无声地蜷缩在尘土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臭味——汗臭、污秽的酸腐气,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尸臭。
没有想象中的哭喊震天。饥饿已经抽干了人们哭喊的力气。只有孩童偶尔发出的、小猫般的微弱啼哭,旋即又被母亲的干涸胸膛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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