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见火候已到,终于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语气缓和下来,带着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务实:
“司马卿家,阿云一案,其情确有可悯之处。母丧期间被逼嫁,一弱女子,愤而出手,终未酿成惨祸,且能自首伏法。
朕意,可否援引‘恤刑’之古义? 不必在‘谋杀’、‘故杀’或婚姻效力上再做纠缠,直以其‘事出有因,悔罪可矜’为由,将刑名由死减流(死刑减为流放)。
如此,既存其生路,显朝廷仁政,亦未完全否定前判之严正。最重要的是——”
赵顼的目光紧紧盯着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说道:
“此事可就此了结。 朕不希望再看到任何因此案而起的奏章、辩论和攻讦。
朝廷的精力,必须立刻、全部地放回到河北的灾民、西北的边防、国家的度支上来!卿家明白朕的意思吗?”
这已不是商量,而是近乎最后的定论。赵顼的意图再明白不过:他要在不公开否定司马光的前提下,快刀斩乱麻地结束这场争论。
他避开了所有意识形态的陷阱,选择了一条最务实、也是政治成本最低的路径——运用皇帝特有的“赦免”或“恤刑”权,以“仁政”的名义,将案件从礼法之争的漩涡中强行剥离出来。
司马光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一生坚守原则,最厌恶的就是这种“和稀泥”的权宜之计。
但他同样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深知皇帝此刻承受的压力,也明白如果再坚持下去,可能真的会引发难以预料的朝局动荡。
更重要的是,皇帝将河北、西北的惨状赤裸裸地摆在他面前,那份沉甸甸的现实,让他无法再仅仅执着于一条抽象的“纲常”。
终于,司马光缓缓站起身,深深一揖,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和难以言喻的沉重:
“陛下……心怀天下,以苍生为念,臣……谨遵圣谕。 臣会依陛下指示,重新拟定阿云案判决意见,以‘恤刑’为由,奏请减刑。”
他没有说“陛下圣明”,而是说“谨遵圣谕”。这细微的差别,表明他内心并未完全认同,但他选择了服从,为了他所效忠的王朝更大的“稳定”。
赵顼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这场风波终于可以平息了。他点了点头,语气也缓和下来:“有劳卿家了。退下吧。”
司马光再次行礼,转身退出御书房。他的背影,在那一刻,显得有些佝偻和落寞。
赵顼独自坐在书房内,看着司马光离去,又看了看地上那堆奏章,脸上没有任何轻松的表情。
他知道,这只是暂时压下了矛盾。司马光心中的理念并未改变,而士林中的裂痕也已产生。
如何真正弥合这些分歧,将所有人的力量引导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上,才是他这位年轻皇帝未来将要面对的最艰巨的挑战。
阿云案的波澜看似平息,但水面之下,暗流依旧汹涌。而河北的旱情,依然如火,灼烧着大宋的江山。
熙宁元年七月下旬,随着赵顼在御书房内与司马光那场关乎“势”与“理”的谈话结束,喧嚣一时的“阿云案”风波,终于以一种近乎“和稀泥”却各方都能暂时接受的方式平息了下去。
在皇帝的私下示意下,司马光虽心有不甘,但仍以审刑院的名义重新呈递了奏状,
援引“妇人在母丧期间,神哀志沮,行事或有偏激,情有可原”以及“罪犯自首,查证属实,依律可减等”的“恤刑”原则,奏请将阿云由死刑减为“流三千里”。赵顼当即朱批准奏。
这道旨意一下,原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双方,都像被掐住了脖子,瞬间安静了下来。
支持严惩的一方,见司马光本人都已“转弯”,且皇帝最终毕竟还是定了流刑重罪,并未完全否定“谋杀”性质,算是保住了礼法的基本面子,便也不好再说什么。
主张宽宥的一方,见最终保住了阿云的性命,达到了核心目的,也深知若再纠缠细节恐引皇帝不悦,遂也见好就收。
太学里的激昂辩论,茶坊酒肆间的热议,几乎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河北持续旱情的最新消息、或是某地官员贪腐被查的新闻所吸引。
一桩原本可能引发朝堂撕裂的案件,就这样被赵顼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强行降温,迅速翻篇。
数日后,中书门下政事堂侧厅。
首辅韩琦、枢密使文彦博、次相曾公亮、三司使韩绛,这四位眼下支撑着帝国运转的核心人物,难得地聚在一起,享用着简单的午膳后茶点。处理完上午紧急公务,略有片刻闲暇。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刚刚平息的阿云案上。
韩绛年轻气盛,率先开口,带着几分轻松:“阿云案总算尘埃落定。陛下此番处置,倒是干脆利落。司马君实那般固执之人,竟也被说服了。”
曾公亮捻着胡须,微微颔首,语气中带着赞赏:
“陛下此举,看似和稀泥,实则高明。既未公然否定司马光的‘礼法’大旗,免却了无尽的口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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