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舆论场在经历短暂的沉寂后，一股更为精巧、也更为深刻的暗流开始涌动。
这一次，不再仅仅是市井间的牢骚，而是源自士林内部，带着明确意图和理论包装的定向风波。风眼的中心，正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对当下朝政风向深感不安的士大夫。
在司马光那间堆满经史典籍的书斋内，烛火摇曳。几位与他志趣相投的旧友门生悄然聚首。
他们并非要策划什么阴谋，而是怀着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沉重使命感，在品评时政。
“君实兄，”一位在太学担任博士的老友轻啜一口茶，忧心忡忡地开口，
“陛下自即位以来，锐意进取，本是好事。然观其施政，似与仁宗朝宽仁、务本之气象，渐行渐远矣。”
他细细数来：
“其一，盐政之事。韩绛在江南，以霹雳手段整顿盐法，固然增加了国库收入，然其过程，牵连甚广，手段酷烈，有违‘刑罚世轻世重’，以教化为先的圣人之训。
陛下非但不予约束，反将其调回三司，委以财计重任，此非鼓励‘苛察’之风乎？”
“其二，边事之策。对西夏，一味强硬，绥州筑城，摆出进取之势，全然不惧开启边衅。
此与仁宗皇帝晚年持重守成、保境安民的方略大相径庭。陛下年轻，恐有轻启战端、好大喜功之嫌。”
“其三，取士之道。策论改革虽由曾公亮主持，然明眼人皆知，此乃陛下之意，旨在选拔通时务、有干才之士。
此举虽佳，然若过度强调‘事功’，恐使士子汲汲于权术利害，而轻视了经义根本、道德修养。长此以往，礼义廉耻之国本动摇矣！”
这番话，道出了在座许多人的心声。他们理想中的君主，是宋仁宗那样，垂拱而治，宽厚仁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崇尚文教，不轻言兵事。
而如今的赵顼，表现出来的却是重用“酷吏”能臣（如韩绛、吕惠卿、曾布）、崇尚事功效率、对外态度强硬，
这与他们秉持的“王道政治”、“以内修德政为本”的儒家理想产生了尖锐冲突。
尤其令他们不安的是，皇帝似乎对司马光所倡导的“复三代之礼”、“以礼治国”的核心主张，兴趣寥寥。
司马光如今被安置去修书、审案，看似尊崇，实则是被边缘化于核心决策圈之外。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意味着皇帝正被另一套更讲求“功利”和“权变”的思潮所吸引。
司马光一直静默聆听，此时缓缓放下手中的书卷，目光深邃，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诸君所虑，皆切中时弊。陛下天资聪颖，有心振作，此乃社稷之福。
然，治国犹如烹小鲜，不可操切。韩绛理财，虽见成效，然聚敛之臣，古之贤君所慎用。
边事强硬，虽扬国威，然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取士重策论，虽得干才，然德行不修，虽有才，亦足以济其奸。”
他顿了顿，声音更显沉重：
“我辈之责，不在于攻讦君上，而在于格君心之非，引其归于正道。陛下近日下诏罪己，言‘德不修’，此正显天心示警，陛下或有所悟。吾等当趁此机缘，因势利导。”
他提出策略：
“不宜直言陛下之失，而当借天变灾异，屡申‘修德’、‘恤民’、‘偃武’之大义。
奏章言事，可多引《春秋》灾异之说，先贤治国之道，阐明唯有内修德政，方能消弭天变，外服四夷之理。
将绥州之役、江南盐政等具体事务，皆提升至‘是否合于王道’、‘是否利于养民’的义理层面来辨析。”
这便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直接攻击皇帝的个人决策，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灌输和道德呼吁，试图将皇帝的施政思路，扳回到他们认可的“仁宗旧轨”和“三代王道”上来。
他们要将具体的政策争议，转化为一场关于治国根本理念的论战。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些出自清流之手的奏章开始悄然增多。
这些奏章文辞雅驯，引经据典，核心内容却高度一致：借河北灾异，反复强调“帝王之德”与“天心”感应之理。
劝谏皇帝应“减嗜欲，躬节俭，远功利之臣，亲礼乐之化”，应将主要精力用于“抚恤灾黎”、“砥砺士风”等“内修”事务，对边事则应“持重”、“怀柔”，避免“耗竭民力”。
这些言论，如同绵绵秋雨，看似温和，实则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它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让支持皇帝现行政策的人，在辩论中时常感到一种“理不直气不让”的被动。因为在儒家的语境里，“修德”、“恤民”、“偃武”永远是政治正确的口号。
赵顼在福宁殿里，读着这些看似忠恳、实则处处隐含掣肘之意的奏章，眉头紧锁。他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却又无比坚韧的阻力。
这阻力并非来自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来自一整套强大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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