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九月的沧州，天地间已是一片萧瑟。马车在颠簸的官道上行驶，车轮碾过干裂的土地，扬起漫天黄尘。
王安石撩开车帘，望向窗外。与江南的湿润繁茂不同，这里的田野显得空旷而疲惫，大片龟裂的土地上只有枯黄的草梗在风中瑟瑟发抖。
偶有倒塌的土坯房舍映入眼帘，无声地诉说着不久前的天灾。
他奉安抚使富弼之命，以“核田清册使”的身份来到这河北重灾区。
怀中揣着的是朝廷尽快厘清荒田、安置流民的期望，心中装的则是在鄞县成功实践后的一腔锐气。他相信，只要立定决心，雷厉风行，没有扫不清的积弊。
行辕设在南皮县一座破旧的驿站。次日，王安石便升堂召见沧州通判及南皮县一众官吏。
他言语简洁，直接下达了指令：十日之内，将州内所有“户绝田”、“逃户田”的册籍整理完备，呈报上来。
堂下官员们态度恭敬，连声称是。然而，十天期限一到，送到王安石案头的，只有几卷字迹潦草、虫蛀鼠咬的陈旧簿册。
通判一脸为难地解释：“王大人明鉴，去岁地动，衙署损毁，文书多有遗失。加之胥吏人手不足，逃亡者众，还需些时日……”
王安石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他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粘稠的阻力。这不是公开的抗命，而是官僚系统惯有的推诿和拖延。
他强压着火气，申饬了几句，将期限又宽限了五日。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堵由因循和惰性筑成的高墙。
夜里，他在油灯下翻阅那些残缺的册籍，越看越是心惊。田亩数字混乱不堪，户主姓名张冠李戴，许多田地竟如凭空消失了一般，全无记录。
“胥吏奸猾，一至于斯！”他放下册籍，揉了揉眉心，心中充满了对这套腐朽官僚体系的厌恶。
他决定不再空等。清晨，寒风刺骨，王安石带着几名精心挑选的随从，亲自下乡勘测。
他选择了一片据册籍记载为“无主”的广阔田地。土地贫瘠，荒草蔓生，但依稀能辨出旧日的田垄。
“丈量！”王安石下令。
随行的胥吏却有些迟疑，低声道：“大人，此地……恐有争议。”
话音未落，几骑快马扬尘而来。为首的是个身着锦袍的胖硕乡绅，身后跟着几名健仆。那乡绅滚鞍下马，脸上堆着笑，眼神却透着精明。
“可是京里来的王大人？小民张佑，有失远迎！”他拱手道，随即指向那片荒地，“大人可是要清查此田？此田乃小民家祖产，虽近年因佃户逃亡而暂荒，却绝非无主之物。这是地契，请大人过目。”
王安石接过那张泛黄的契纸，上面墨迹斑驳，但格式完备。他心中冷笑，这种“典当”、“质押”后借口“暂荒”的手段，他早有耳闻。然而，在法律条文上，这确实构成了所有权的模糊地带。
“张员外，”王安石声音冷峻，“据本官所知，原佃户李三郎去年已举家逃亡，按律，逾期不归，其田当由官府收管。你这地契，是何时所立？”
张员外面色不变：“回大人，正在李三郎逃亡之前。他欠下巨债，以此田抵押。小民亦是依法办事啊。”
王安石盯着他，知道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他命人将地契内容详细记录在案，注明“存疑待查”，然后不顾张员外难看的脸色，继续勘测下一块土地。
接下来的日子，类似的情形不断上演。每一块“无主”的荒田，似乎背后都藏着一个个“张员外”。
胥吏们的测量工作变得异常缓慢，时常受到各种“意外”干扰。王安石意识到，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荒草和泥土，更是一张由利益、宗族、旧俗织成的巨大罗网。
一日，他勘测到一个小村庄。村外有一片长势尚可的麦田，册籍上却标注为“逃户田”。
他正觉奇怪，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颤巍巍地跑来，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
“青天大老爷！这田……这田是小老儿一家在种啊！今年主家跑了，我们无处可去，就……就自己种了点麦子糊口。求老爷开恩，别收走这田，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王安石的心被触动了。他扶起老农，详细询问。原来，像这样事实上在耕种“无主田”的流民不在少数。他们是最底层的蝼蚁，既害怕官府收田，又害怕原来的地主回来索要。
如何处理？若严格按律法，这些田必须收归官府，这些流民将立刻失去生计。若默认现状，则清查工作形同虚设，也无法实现集中安置、恢复生产的初衷。
傍晚，他回到行辕，身心俱疲。窗外是沧州荒凉的旷野，屋内是堆积如山的疑难案卷。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变法”二字，写在奏章上是那般激昂慷慨，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却满是泥泞和两难的荆棘。
他想起在鄞县的顺利，那时局面远不及此间复杂。河北的困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以往经验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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