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渭河水般静静流淌，悄无声息地卷走了深秋的绚烂，迎来了关中平原的初冬。
太子李承乾的腿伤，在东宫那片被严密守护的天地里，遵循着杜远留下的、近乎苛刻的康复计划，于看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一丝不苟地推进着。
骨骼的愈合是漫长而沉默的生命奇迹，急不得，也快不来。李承乾将“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句医嘱奉为铁律，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依然依赖着那副由杜远亲手设计、制作精良的双腋拐杖。
于是，东宫的回廊、庭院中，便时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昔日那个纵马驰骋、意气风发的年轻储君，如今腋下架着光滑的木拐，受伤的左腿小心翼翼地悬空离地，全靠双臂和右腿的力量，在贴身内侍小心翼翼的搀扶下，极其缓慢地、一步一顿地练习着“行走”。
每一次挪动，都伴随着拐杖头敲击在石板或木地板上的“笃、笃”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宫苑中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耳。
这幅画面，落在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朝臣、宫人，乃至通过各种渠道窥探东宫情形的外界眼中，无疑是最直观、也最“确凿”的证据——太子殿下，的的确确是瘸了。
当李恪在仔细检查并确认兄长恢复情况良好、后续主要是长期的静养和常规功能锻炼后，便依照之前的约定，悄然离开了长安，返回杜家村的医学院，重新投入医学研究和教学之中。
杜远和孙思邈更是如同人间蒸发，深居简出于杜家村，对外界甚嚣尘上的种种议论，仿佛充耳不闻。
这种刻意的沉默与低调，在五姓七望豪门以及裴寂、萧瑀等老臣派系看来，无疑是心虚、理亏乃至治疗彻底失败后无力辩驳的表现。
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大胆而放肆，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攻势，如同冬日里弥漫的雾霾，悄然笼罩了整个长安城。
茶楼酒肆的雅间里，酒过三巡后，总有“知情人士”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透露：“哎，兄台可听说了？东宫里头那位……腿是彻底不行了！如今离了那两根木头棍子，寸步难行！瞧着真是……唉！”
坊间的妇人聚在井边洗衣淘米，也交头接耳：“真是造孽哦！好好的太子爷，将来难不成要一瘸一拐地登基？这……这我大唐的脸面往哪儿搁？”
更有那看似公允、实则包藏祸心的议论在士子文人中流传：“究其根源，还不是那个杜远惹的祸！还有吴王殿下，也不知被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用那等骇人听闻的妖法治伤，结果如何？适得其反！”
“孙思邈也是晚节不保，枉费了一世药王英名，竟也跟着胡闹！”
“我二舅的表侄在太医署当值，听闻当初署内诸位医正皆是极力反对，言说此法凶险万分，奈何陛下爱子心切，被杜远、吴王巧言蛊惑……”
“陛下亦是受了蒙蔽啊！如今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只是这国本动摇，可如何是好？”
“看来……东宫之位，怕是风雨飘摇了。听闻魏王殿下近日愈发勤勉，仁孝之名广布……或许天命有所归矣？”
这些流言蜚语，如同经过精心调配的毒药，三分真，七分假，裹挟着似是而非的细节，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
它们巧妙地将太子呈现出的“残疾”状态，与杜远的“妖术”失败死死绑定，将李恪的行为涂抹上政治阴谋的色彩，甚至不动声色地将魏王李泰推向舆论的前台。
五姓七望利用其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网络以及对地方州郡舆论的强大影响力，将这些言论如同瘟疫般迅速扩散至京畿乃至更远的地方，企图在天下人心中牢固塑造“太子已废，杜远等乃罪魁祸首”的共识，为他们接下来更激烈的政治行动铺垫道路，积累“民意”。
随着冬季第一次大型朝会的来临，两仪殿内的气氛，比殿外呼啸的北风更加寒冷肃杀。炭盆烧得再旺，也驱不散那股弥漫在百官之间的无形寒意。
裴寂、萧瑀等人，自觉胜券在握，攻势愈发凌厉，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谈的道德指责，开始罗织更具冲击力的“具体罪状”。
裴寂手持笏板，出班跪伏在地，声音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悲怆与沉痛，回荡在寂静的大殿中：“陛下！日月如梭，自太子殿下受伤至今，已逾三月！然，殿下至今仍需倚仗双拐方能行动，此乃臣等与百官有目共睹之事实！”
“铁证如山，杜远所为，所谓‘内固定之术’，实乃欺世盗名之妖法，非但未能治愈太子腿伤，反而致使储君落下终身残疾！此等庸医妖人，祸乱宫闱，动摇国本，其罪滔天，罄竹难书！臣，泣血恳请陛下，明正典刑，即刻将杜远、吴王李恪锁拿下狱，交三司会审，以彰国法，以安社稷，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萧瑀紧随其后，他须发贲张，引经据典，语调激昂，仿佛在扞卫世间最神圣的准则：“陛下！《孝经》开篇即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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