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赐、陈祖生被贬往南京的消息，如同在已渐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传遍了朝野。那些原本因西厂罢撤而弹冠相庆的官员们，脸上的笑容尚未完全敛去，便已僵住，转而化作更深的惊惧与惶惑。
茶馆酒肆中，压低了的议论声再次响起，只是内容已截然不同。
“听说了吗？司礼监的黄公公、陈公公，被贬去守陵了！”
“这才几天工夫？汪直……不是回御马监了吗？怎么还有如此手段？”
“嘘！慎言！没看到这几日，那些原本跳得欢的御史给事中，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吗？连商阁老和项尚书，都称病不朝了……”
“看来，这天……还是要变啊……”
一种微妙而压抑的气氛在北京城的上空凝聚。敏锐的人已经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那是权力即将再次倾斜的预兆。
都察院衙门，御史戴缙的值房内，灯火彻夜未熄。他反复踱步，眉头紧锁，手中捏着一份已经写了好几个版本的奏疏草稿。桌上，还摊开着几份近日的邸报和小抄，上面零星记载着皇帝近日对一些涉及边镇事务的奏本，批阅中流露出对“办事不力”、“信息迟缓”的不满。
戴缙是个精于钻营、善于察言观色之人。西厂得势时，他虽未直接投靠，却也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西厂被罢，他曾暗自庆幸，甚至想过是否要随大流，再上几道无关痛痒的奏本，以示“清流”姿态。但黄赐、陈祖生被贬一事，如同醍醐灌顶，让他瞬间清醒。
汪直失势？简直是笑话！皇帝对他的信任根本未曾动摇！罢撤西厂恐怕只是迫于压力的暂时退让！而如今，汪直以雷霆手段反击，清除宫内异己，这信号再明显不过——皇帝需要他，而且准备重新启用他！
风险与机遇并存。戴缙的心脏砰砰直跳。此时若上疏为汪直说话，无疑是火中取栗，会遭到清流唾弃，但一旦赌对，便是从龙之功，前程不可限量！
他猛地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提起笔，重新铺开一份奏疏，笔走龙蛇，文思泉涌。这一次，他不再犹豫。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处宅邸内，御史王亿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他比戴缙更谨慎些，但在分析了时局，尤其是判断出皇帝内心对西厂功能的“怀念”后，他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投机机会。他写的奏疏，言辞甚至比戴缙更为露骨、肉麻。
数日后，两份来自御史的奏疏，经由通政司，畅通无阻地送到了皇帝的御案前。
戴缙在奏疏中写道：“夫西厂之设，实陛下圣明独断，旨在摘奸发伏，澄清寰宇。汪直公忠体国，不避权贵，先前所办覃力朋、杨晔等案，剔除奸蠹，震慑不臣，于国于民，功莫大焉！近因小人构陷，暂罢西厂，然中外之望，实深倚之。况今多事之秋，正需此等干才为陛下耳目股肱，岂可因噎废食？伏乞陛下，洞察秋毫，重启西厂，复汪直之权，则奸宄震慑，天下幸甚！”
王亿的奏疏则更是赤裸裸地吹捧：“汪直之公廉，朝野共知；西厂之效用，事实俱在。前者罢撤，实乃迫于浮议，非陛下本心。今浮议既息，正宜昭雪前冤，复其旧制。有汪直在，则贪官战栗，宵小潜踪；无汪直在，则纪纲废弛，弊端丛生。臣昧死恳请，复立西厂，非为汪直，实为陛下，为社稷也！”
乾清宫暖阁内，朱见深仔细阅读着这两份奏疏，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紧抿的嘴角却微微松弛了一些。
这些天，他确实感到了一些不便。以往那些需要隐秘调查、快速处置的事情，如今交给东厂或是锦衣卫，总觉得效率低下，或者担心他们与朝臣牵扯过深，走漏风声。批阅奏章时，也少了那些由西厂直接送来、未经任何修饰的“密报”，让他对宫外情况的掌握，似乎隔了一层纱。
戴缙、王亿的奏疏，恰到好处地说出了他潜意识里的想法，也给了他一个顺理成章的台阶。
怀恩侍立在一旁，看着皇帝的神色，心中暗叹。他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皇帝需要汪直，需要西厂这把过于锋利，却也无比好用的刀。至于这把刀会砍伤多少人，会造成多大的后患，在皇帝追求“清净”和“掌控”的私心下，都已不再重要。
“戴缙、王亿……”朱见深放下奏疏，轻轻念叨着这两个名字，“倒是两个明白事理的。”
他沉吟片刻，终于做出了决定。这一次，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再咨询任何人的意见。
“拟旨。”朱见深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沉稳，甚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西厂之设，本为朕躬亲裁，以资耳目。前因物议，暂予罢撤。然近来事务纷繁，非此不足以速达幽隐。戴缙、王亿所奏，深合朕意。着即恢复西厂，仍命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西厂官校行事，一应权限，照旧例办理。望其格恭乃职，不负朕望！”
“老奴领旨。”怀恩躬身应道，声音平静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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