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赐、陈祖生被贬往南京的消息,如同在已渐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传遍了朝野。那些原本因西厂罢撤而弹冠相庆的官员们,脸上的笑容尚未完全敛去,便已僵住,转而化作更深的惊惧与惶惑。
茶馆酒肆中,压低了的议论声再次响起,只是内容已截然不同。
“听说了吗?司礼监的黄公公、陈公公,被贬去守陵了!”
“这才几天工夫?汪直……不是回御马监了吗?怎么还有如此手段?”
“嘘!慎言!没看到这几日,那些原本跳得欢的御史给事中,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吗?连商阁老和项尚书,都称病不朝了……”
“看来,这天……还是要变啊……”
一种微妙而压抑的气氛在北京城的上空凝聚。敏锐的人已经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那是权力即将再次倾斜的预兆。
都察院衙门,御史戴缙的值房内,灯火彻夜未熄。他反复踱步,眉头紧锁,手中捏着一份已经写了好几个版本的奏疏草稿。桌上,还摊开着几份近日的邸报和小抄,上面零星记载着皇帝近日对一些涉及边镇事务的奏本,批阅中流露出对“办事不力”、“信息迟缓”的不满。
戴缙是个精于钻营、善于察言观色之人。西厂得势时,他虽未直接投靠,却也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西厂被罢,他曾暗自庆幸,甚至想过是否要随大流,再上几道无关痛痒的奏本,以示“清流”姿态。但黄赐、陈祖生被贬一事,如同醍醐灌顶,让他瞬间清醒。
汪直失势?简直是笑话!皇帝对他的信任根本未曾动摇!罢撤西厂恐怕只是迫于压力的暂时退让!而如今,汪直以雷霆手段反击,清除宫内异己,这信号再明显不过——皇帝需要他,而且准备重新启用他!
风险与机遇并存。戴缙的心脏砰砰直跳。此时若上疏为汪直说话,无疑是火中取栗,会遭到清流唾弃,但一旦赌对,便是从龙之功,前程不可限量!
他猛地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提起笔,重新铺开一份奏疏,笔走龙蛇,文思泉涌。这一次,他不再犹豫。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处宅邸内,御史王亿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他比戴缙更谨慎些,但在分析了时局,尤其是判断出皇帝内心对西厂功能的“怀念”后,他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投机机会。他写的奏疏,言辞甚至比戴缙更为露骨、肉麻。
数日后,两份来自御史的奏疏,经由通政司,畅通无阻地送到了皇帝的御案前。
戴缙在奏疏中写道:“夫西厂之设,实陛下圣明独断,旨在摘奸发伏,澄清寰宇。汪直公忠体国,不避权贵,先前所办覃力朋、杨晔等案,剔除奸蠹,震慑不臣,于国于民,功莫大焉!近因小人构陷,暂罢西厂,然中外之望,实深倚之。况今多事之秋,正需此等干才为陛下耳目股肱,岂可因噎废食?伏乞陛下,洞察秋毫,重启西厂,复汪直之权,则奸宄震慑,天下幸甚!”
王亿的奏疏则更是赤裸裸地吹捧:“汪直之公廉,朝野共知;西厂之效用,事实俱在。前者罢撤,实乃迫于浮议,非陛下本心。今浮议既息,正宜昭雪前冤,复其旧制。有汪直在,则贪官战栗,宵小潜踪;无汪直在,则纪纲废弛,弊端丛生。臣昧死恳请,复立西厂,非为汪直,实为陛下,为社稷也!”
乾清宫暖阁内,朱见深仔细阅读着这两份奏疏,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紧抿的嘴角却微微松弛了一些。
这些天,他确实感到了一些不便。以往那些需要隐秘调查、快速处置的事情,如今交给东厂或是锦衣卫,总觉得效率低下,或者担心他们与朝臣牵扯过深,走漏风声。批阅奏章时,也少了那些由西厂直接送来、未经任何修饰的“密报”,让他对宫外情况的掌握,似乎隔了一层纱。
戴缙、王亿的奏疏,恰到好处地说出了他潜意识里的想法,也给了他一个顺理成章的台阶。
怀恩侍立在一旁,看着皇帝的神色,心中暗叹。他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皇帝需要汪直,需要西厂这把过于锋利,却也无比好用的刀。至于这把刀会砍伤多少人,会造成多大的后患,在皇帝追求“清净”和“掌控”的私心下,都已不再重要。
“戴缙、王亿……”朱见深放下奏疏,轻轻念叨着这两个名字,“倒是两个明白事理的。”
他沉吟片刻,终于做出了决定。这一次,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再咨询任何人的意见。
“拟旨。”朱见深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沉稳,甚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西厂之设,本为朕躬亲裁,以资耳目。前因物议,暂予罢撤。然近来事务纷繁,非此不足以速达幽隐。戴缙、王亿所奏,深合朕意。着即恢复西厂,仍命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西厂官校行事,一应权限,照旧例办理。望其格恭乃职,不负朕望!”
“老奴领旨。”怀恩躬身应道,声音平静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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