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湾的晨雾像一匹被海水浸透的绸缎，沉甸甸地压在刺桐树梢。程远跪在后渚港遗址的沙层里，探铲第三次碰到硬物时，指尖传来青铜特有的冰凉——那种混合着锡的温润，是铁器永远无法模仿的。他屏住呼吸，用竹刀小心翼翼地拨开带着牡蛎壳的沙土，一方虎钮铜印在晨光里慢慢显形。
印面的绿锈被海浪冲刷出奇异的云纹，“提举市舶司”五个篆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笔画间还沾着细碎的贝壳。边角的虎纹虽已磨平，但虎口的獠牙仍保持着锋利的弧度，虎尾卷曲处藏着个极小的“宋”字。“熙宁年间的官印！”林珊举着《宋会要辑稿》复印件扑过来，露水打湿的刘海贴在额角，手里的拓包在印面轻拍时，朱砂突然顺着锈痕漫开，像给老虎添上了血色的斑纹。
“你看这虎钮的高度，”她指着印背的突起，“正好符合文献里‘铜印方二寸，厚五分’的记载。”拓片在宣纸上渐渐清晰时，林珊突然“呀”了一声——虎纹的爪子间，竟嵌着半粒芝麻大的琥珀，“是蕃商的货物！肯定是盖章时不小心粘上去的。”
郑海峰的洛阳铲在印旁半米处带出段朽木。黑褐色的木牌上，“官本船”三个字被虫蛀得只剩轮廓，但缠着的绢帛却异常鲜亮。金线绣的缠枝莲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用镊子挑起线头时，金线突然散开，露出里面的蚕丝芯——这种“金裹丝”工艺，正是《元史》记载的西域纳丝丝技法。
“至元二十二年的官船标记！”他用放大镜观察木牌边缘的火漆，“这年元世祖刚推行官本船政策，‘官取其七，商得其三’。”木牌背面的编号“叁佰柒拾”，和《元史·食货志》里“岁发船三百艘”的记载惊人吻合。
张瑜在清净寺的夯土里有了奇遇。她的小刷子扫过一块青石板时，石板突然松动，露出个巴掌大的暗格。里面的陶罐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枚象牙筹码，最大的筹码刻着“壹佰贯”，旁边用波斯文标着“迪尔汗百枚”，筹码边缘的磨损痕迹显示它们被频繁使用过。
“市舶司抽税的量具！”她数着筹码上的刻度，“北宋抽解‘十取其一’，南宋改成‘十五取一’，这组筹码的比例正好卡在中间。”最边缘的筹码上还留着指纹，仿佛昨天还有人用它清点过蕃商的货物。
程远带着潜水设备潜入后渚港外的暗礁区。三十米深的海底，阳光像被打碎的玻璃，在一艘宋元沉船的残骸上浮动。船身的水密隔舱还保持着惊人的完整，其中三个舱室堆满了龙泉窑青瓷，碗底的“使司帅府公用”字样，说明这是市舶司的官用瓷器。
“和新安沉船是同一批货！”他的探杆碰到船舷时，传来金属的回响。拨开淤泥，一块铁板露了出来，锡焊的“庆元路造”四个字在光柱里泛着银光——庆元路就是现在的宁波，这艘船竟穿越了半个中国海。
船尾的木箱里藏着更多惊喜。铜制的“纲首”印上，“朱清”二字力透铜背，正是《辍耕录》里记载的那位“岁运漕粮百万石”的航海巨子。印背的刻纹里嵌着半粒胡椒，南洋的香气混着海水的咸涩，突然在面罩里炸开。
傍晚的营地飘着松烟的味道。林新宇举着块墨锭冲进帐篷，墨锭上“市舶务记”四个字被虫蛀得像镂空的窗花，但残留的纹路里，市舶司衙署的轮廓依然清晰：前院的旗杆挂着“招徕远人”的幡旗，后院的库房堆着香料和丝绸，穿绿袍的官吏正和戴尖帽的蕃商比划着什么。
“是《梦粱录》里说的‘舟车辐辏’！”他指着墨锭边缘的小字，“绍兴年间的墨，比文献记载早了五十年。”墨锭侧面的凹槽里，还卡着半片桑皮纸，上面用草书写着“蕃商李三，沉香十斤”，墨迹被海水泡得发蓝。
子夜的海风突然变了方向。程远被狗吠声惊醒时，正看见起重机的吊臂在月光里划出诡异的弧线——刀疤脸的手下正把沉船里的青瓷往卡车上搬，那些碗底的“使司帅府”字样歪歪扭扭，釉色像蒙着层灰。
“宋代龙泉窑的铁含量是2.3%，你们这仿品烧得像块砖！”他抓起地上的青铜印复制品砸过去，假印在卡车挡板上碎成三瓣，露出里面的水泥芯。刀疤脸掏出“市舶司印”想威胁，却被程远一把夺过。
“真印含锡量18%，你这玩意儿连铅都掺不够。”程远举起那枚象牙筹码，“看见这波斯文没？是大食商人写的，你雇的那些造假的连阿拉伯字母都认不全。”警笛声从洛阳桥方向涌来时，刀疤脸怀里的“纳失失绢帛”突然散开，金线簌簌落在地上——原是化纤染的。
第二天清晨，刺桐花落在市舶司遗址的青石板上。程远看着林珊把朱清的印按在宣纸上，拓片上的朱砂混着牡蛎壳粉，在阳光下泛着珍珠母的光泽。“你看这印泥的配方，”她指尖划过虎纹的轮廓，“宋代官印都掺牡蛎壳粉，就像这座港口，把中国的泥土和海洋的贝壳，揉成了同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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