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斯湾的晨雾刚漫过霍尔木兹岛的珊瑚礁，程远手中的潜水瓶就撞到了块带字的船板。
船板边缘的阿拉伯纹饰里，藏着半个“杨”字，笔锋的提按与杨廷璧文书如出一辙——捺笔末端的分叉，与泉州出土的“杨枢航海记”木牍完全吻合。“碳十四测年是大德十一年。”他用防水笔拓下字迹，船板内侧的火灼痕迹突然显露出三行小字：“首航忽鲁谟思，载白马三匹；再航苏木都剌，得琥珀十斤；三航……”后面的字迹被藤壶啃噬得模糊，却在水下荧光灯下显露出“俱兰”二字——正是杨廷璧三使之地，与《金华黄先生文集》记载的“杨枢继廷璧之迹，通贸于俱兰”完全对应。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杨枢市舶图》走来，图卷的麻布泛着海泥的青黑色，边缘的水渍晕染恰好组成了“大德五年”的字样。
这幅海图长约八尺，是用骆驼毛与棉线混纺的“波斯布”，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远航三次。“你看这货舱标注。”她指着图中从忽鲁谟思到泉州的虚线，与程远发现的船板上的“三航”记载完全吻合，“杨枢确实继承了杨廷璧的航线，图上标注的‘稻种舱’，容量正好是五十石，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每舶携稻种五十石，沿途贸易’完全一致。”
海图角落用波斯文写着“水程五月”，墨迹里的炭黑成分与船板上的“杨”字同源，都是波斯湾特产的油松烟。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从霍尔木兹海峡打捞的青铜灯座上，“市舶司”三字烙印被海水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底座刻着个极小的“枢”字。这盏灯座的造型融合了中国的“豆形灯”与阿拉伯的“多枝灯”，灯柱上的缠枝纹里，藏着稻穗图案——每粒稻壳的纹路都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是杨枢的私物。”他用激光测量灯座的照度，发现灯光投射的影子正好组成“杨”字，“《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说他‘每夜观灯记程’，这应该就是那时的记程工具。”灯座的油污层里裹着半片棉织物，纤维上的染料与俱兰国出土的元代棉布完全相同，是用当地特有的茜草与靛蓝混合染制的。
林珊在整理伊朗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时，发现了卷被虫蛀的《蕃客账》，残存的纸页上用汉文与波斯文交替记录着：“大德八年，杨枢以稻种二十石换忽鲁谟思葡萄酒百坛。”纸页的边缘还粘着半粒葡萄籽，基因测序显示与法国波尔多的古代葡萄品种同源，证明是经波斯中转的欧洲物产。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船板，将账册残页与船板拼合，正好补上“三航俱兰，以稻种易胡椒三百斤”的字样。“是第三次远航的记录！”她指着账册旁画的简易天平，左侧标注“稻种一石”，右侧标注“胡椒三十斤”，与《岛夷志略》记载的“俱兰胡椒价，每石稻易十斤”相比，显然杨枢凭借杨廷璧留下的贸易关系，拿到了更优惠的兑换比例。
潜水钟沉入俱兰港外的第二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陶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印着“杨记”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与《杨枢市舶图》的墨迹完全相同。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最上层的陶罐，下面露出的竹筐里，竟装着尚未脱壳的稻谷，谷壳上的刻痕组成了“枢”字——与灯座上的笔迹分毫不差，笔画深度约0.1毫米，应该是用竹片划刻的。
“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的货船！”程远放大舱壁的水浸痕迹，发现与《蕃客账》记载的“舟漏，稻种湿半”完全吻合，舱底的木板缝隙里，还残留着胡椒颗粒，经检测与俱兰国的胡椒标本属于同一品种。
(二)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金质符牌划破。符牌长约三寸，宽一寸，正面的缠枝纹里，藏着“忠显校尉”四字，背面却刻着波斯文“真主保佑”，两种文字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汉字的捺笔恰好组成阿拉伯文的“安拉”字样。“是杨枢的身份凭证！”
她突然想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那枚“海道都漕运万户府”铜印，印文的边框纹饰与符牌上的缠枝纹如出一辙，连线条的粗细都分毫不差。“《元史》说杨枢‘以功授忠显校尉’，这枚符牌应该就是那时所赐。”符牌的夹层里藏着片晒干的稻叶，叶脉纹路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叶柄处还系着半段波斯绸，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0根，与伊朗出土的元代丝绸标本一致。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在稻米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陶器上的“粮纹”图案完全一致——含有0.15%的葡萄酸。“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蕃客账》，波斯文记载的“稻与葡萄粉各半，酿酒”正与波峰数据对应，“他们把俱兰稻种和波斯葡萄粉混在一起酿酒，这是为了适应远洋航行中的储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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