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注意到谷壳上的霉斑，菌丝的分布与杨枢灯座的光照范围完全吻合，显然是船员用灯光晾晒稻种时留下的痕迹。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银制药盒，锁扣上刻着“那怀”的名字，字体是波斯文，笔画中掺着细小的绿松石粉末。药盒的银质成分显示含银量达95%，是典型的波斯“雪花银”工艺，与伊朗出土的元代银器完全相同。盒内的药膏残留物检测显示含有玫瑰精油与橄榄脂，比例为1:3，与《回回药方》记载的“润肤方”完全吻合。“是伊利汗国使者那怀的遗物！”他指着药盒内侧的汉文标签，“大德十一年制——正好是杨枢护送那怀回国那年。”药膏里还掺着少量的稻糠油，这是中国特有的药材辅料，显然是杨枢从泉州带去的，脂肪酸组成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
当中伊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蕃客账》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拼接方式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木板组成了“忽鲁谟思港”的地形，码头的水深数据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波斯古港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一尺。
木板的隼卯结构呈“燕尾式”，与杨廷璧使团的“阶梯式”不同，显然是为了适应波斯湾的浅滩特意改良的。“是港口地图！”他调出伊朗的卫星地图，木板的榫卯处竟与现代港口的防波堤位置精确对应，“杨枢在船板上标记了最佳停泊点——难怪第三次远航能顺利卸货。”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马合麻同在此”，笔迹与俱兰国出土的伊斯兰学者马合麻的手稿完全相同，撇笔处的弯曲特征极为明显。
(三)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阿曼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金器的表面，用汉文刻着“杨枢珍藏”，底座却镶嵌着明代的钻石。程远拿着检测报告指出：“这是用元代使团遗物改的赝品，钻石的荧光反应显示是南非产出的，大德年间还没传入波斯湾。”但金器内侧的丝织物却是真的，上面用汉文绣着“俱兰—忽鲁谟思”航线，与《杨枢市舶图》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真线索伪造文物，丝织物的纤维碳十四年代确为大德十一年，含有的羊毛成分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毛毯一致。
从盗墓者的审讯录像里，程远发现他们的头目竟是之前在斯里兰卡落网的朱世昌的同伙，名叫阿米尔，是波斯湾的古董商人。他声称“要把杨枢的宝藏运回阿拉伯”，却不知道自己最看重的金器是赝品，真正值钱的是那片绣着航线的丝织物。“他们总以为宝藏是金银，”程远对张瑜说，“却不懂杨枢在《航海记》里写的‘最珍贵的货物，是能发芽的种子’。”
次年旱季，中伊联合考古队在忽鲁谟思古城遗址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四米，就带出片带釉的瓷片，釉色白中泛青，是典型的元代枢府窑特征，胎土中的钙含量为8%——这种“高岭土”成分与泉州出土的杨枢使团瓷器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时，整座仓库渐渐显露出来：呈正方形，边长约八米，墙壁的夯土中掺着的稻壳与俱兰沉船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碳十四年代集中在大德十一年前后。
陶罐里的稻种虽已脱水，但仍能提取出完整的DNA，与僧伽耶山石窟的稻种序列完全相同，只是多了组抗干旱基因——显然是为了适应波斯湾的沙漠气候。“这才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留下的储备粮。”程远将稻种放在显微镜下，“他们在忽鲁谟思建立了中转站，罐底的‘枢’字与船板上的笔迹如出一辙。”更惊人的是，仓库角落的石台上，还放着半块铜镜，镜面反射的光斑在墙上形成的图案，正好是《杨枢市舶图》里的波斯湾航线——与杨廷璧在僧伽耶山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这种导航方式在使团中代代相传。
张瑜在仓库的泥土里，发现了些散落的银币，一半是元代的“至大通宝”，一半是波斯的“伊尔汗银币”，边缘都有相同的切割痕迹，显然是被同一把刀分割过。“至大通宝”的钱文是汉文，与泉州出土的官铸钱币完全相同；伊尔汗银币的正面是阿拉伯文“清真言”，背面是国王头像，与伊朗出土的元代银币完全吻合。“是贸易的证据！”她指着银币上的刻痕，“杨枢在忽鲁谟思时，曾用中国银币兑换当地货币，这些刻痕就是分割标记，每枚至大通宝可分割成八块，每块兑换一枚伊尔汗银币。”银币的锈蚀层里检测出相同的银元素成分，证明是用同一处银矿冶炼的——跨越宗教的货币，竟来自同一片土地。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忽鲁谟思港附近的海域，发现了艘更古老的沉船，船板上的“大德五年”年号清晰可见。船体的龙骨采用的是东非特有的黑檀木，而甲板却是泉州产的樟木，两种木材的接合处用的是中国式的铁榫卯，含铁量达98%。货舱里的瓷器残片上，用青花料画着稻穗图案，颜料的钴含量与波斯青花完全相同，只是绘画风格带着明显的泉州窑特征。“是杨枢首航的货船！”他对着水下摄像机说，“瓷器里装的椰枣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与波斯湾的椰枣标本完全相同——这些航海者，走到哪都带着两地的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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