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的晨雾里，程远的指尖抚过一块带字的砖刻。砖面的拉丁文“M”字母边缘，缠着半片波斯锦，织锦的联珠纹里藏着个“马”字，笔锋的圆转与市舶司档案中“马可·波罗手书”的摹本如出一辙。“碳十四测年是至元二十八年。”他用软毛刷扫去砖缝里的牡蛎壳，内侧的火灼痕迹突然显露出三行小字：“护送阔阔真，舟发刺桐；经爪哇，风逆；至忽鲁谟思，公主嫁合赞。”最后“赞”字的捺笔划破砖面，与《马可·波罗游记》古抄本里的签名笔迹完全吻合。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护送航程图》走来，羊皮纸泛着陈旧的黄褐色，边缘的虫蛀洞恰好组成“1291”的阿拉伯数字。这幅海图长约五尺，是用威尼斯产的亚麻纸绘制的，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远航。“你看这航线标注。”她指着图中从泉州到波斯湾的虚线，与砖刻上的“舟发刺桐”完全对应，“图上标着‘十四艘四桅船’，正好与《游记》记载的船队规模一致。”海图角落用拉丁文写着“Venetus”（威尼斯人），墨迹里的炭黑成分与砖刻上的“马”字同源，都是威尼斯特产的胡桃烟墨。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从爪哇海打捞的青铜舵轴上，“市舶司”三字已被珊瑚虫蚀成镂空，轴套内侧却刻着细密的刻度，与泉州出土的元代罗盘刻度完全对应。“是马可·波罗船队的‘旗舰’遗物。”他用激光测量轴径，发现磨损程度符合“三万里航程”的记载，“《游记》说‘舵工皆精于星象’，这舵轴的刻度就是用来校准航向的。”舵轴的锈蚀层里裹着半粒稻谷，基因测序显示与八节涧遗址的元代稻种同源，只是多了组抗热带风暴的基因——显然是在护送途中自然变异的结果。
林珊在整理泉州开元寺的藏经时，发现了卷被白蚁蛀空的《航海日志》，残存的纸页上用汉文与拉丁文交替记录着：“至元二十八年三月，见爪哇王，以回回字写国书。”纸页的边缘还粘着半片香料，经鉴定是爪哇特有的“肉豆蔻”，与《游记》记载的“爪哇贡品”完全相同。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砖刻，将日志残页与砖刻拼合，正好补上“马可·波罗在船中译国书”的字样。“是船队的翻译记录！”她指着日志旁画的简易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标注着威尼斯数字，与马可·波罗故乡出土的中世纪星盘刻度完全一致，“他们用中西合璧的导航术确定方位。”
潜水钟沉入波斯湾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青花瓷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印着“刺桐城”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与《护送航程图》的墨迹完全相同。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最上层的瓷罐，下面露出的木箱里，竟装着尚未开封的丝绸，缎面上的金线绣着“阔阔真”三字——与元大都出土的公主遗物上的字体分毫不差，针脚的密度约每厘米8针，显然是泉州织工的手艺。“是护送船队的物资船！”程远放大舱壁的水浸痕迹，发现与《游记》记载的“舟漏，丝绸湿半”完全吻合，舱底的木板缝隙里，还残留着威尼斯玻璃珠，经检测与马可·波罗故乡的13世纪玻璃配方一致。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金质徽章划破。徽章直径三寸，正面铸着威尼斯狮徽，背面却刻着汉字“使臣”，两种纹饰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狮子的爪子恰好握着毛笔。“是马可·波罗的身份凭证！”她突然想起威尼斯博物馆的那枚“黄金印章”，印文的狮徽与徽章上的如出一辙，连鬃毛的卷曲度都分毫不差。“《游记》说他‘持金牌通市’，这枚徽章应该就是那时所赐。”徽章的夹层里藏着片晒干的茶叶，叶脉纹路与泉州安溪的宋代茶树标本完全相同，叶柄处还系着半段威尼斯蕾丝，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50根，与13世纪欧洲蕾丝工艺一致。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食物残渣。在小麦粉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威尼斯出土的中世纪陶器上的“面包纹”完全一致——含有0.3%的橄榄油。“是混合食物！”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航海日志》，拉丁文记载的“中面西烤”正与波峰数据对应，“他们把中国面粉和地中海橄榄油混在一起烤面包，这是为了适应船队中中西船员的口味。”他突然注意到面包屑上的牙印，齿形特征与马可·波罗家族的遗骨完全吻合，显然是这位威尼斯旅行家亲手留下的痕迹。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银制药盒，锁扣上刻着“火者”的名字，字体是波斯文，盒身的缠枝纹里藏着十字图案。盒内的药膏残留物检测显示含有乳香与黄连，比例为3:1，与《回回药方》记载的“航海疮方”完全吻合，只是多了威尼斯特有的“接骨木”成分。“是伊利汗使者的遗物！”他指着盒底的汉文标签，“至元二十八年制——正好是船队离开泉州那年。”药膏里还掺着少量的茶油，这是中国特有的药材辅料，显然是马可·波罗从泉州带去的，脂肪酸组成与开元寺出土的宋代茶籽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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