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宇在修复“翔鸿号”的航海日志时，注意到其中一页画着奇特的“之”字形航线，旁边标注着“顶风时，每三里转舵一次”。他将这段航线输入航海模拟器，发现与现代“之”字航法的最优路径完全重合。“是逆风航行手册！”他对比日志里的风力记录与转舵频率，得出精确的公式：“风速每增一级，转舵间距减半里——这比欧洲航海家掌握‘掉戗驶风’早三百年。”日志的纸页间还夹着片羽毛，经鉴定是信天翁的初级飞羽，正是徐兢说的“立竿以鸟羽候风”的“五两”，羽管上还缠着细铜丝，便于固定在竿顶。
程远在研究“翔鸿号”的帆具系统时，发现主帆之上还有个可拆卸的小帆——“野孤帆”。这个仅五尺宽的小帆安装在桅顶，竹制横桁能360度旋转，与徐兢记载的“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孤帆，风息则用之”完全一致。他用风洞实验模拟不同风力，发现当主帆因风力过强需要收帆时，野孤帆能提供持续动力，航速损失不超过15%。“是分级风帆系统！”程远看着实验数据，“宋人已经懂得利用垂直空间的风力梯度，这比单一风帆效率提高40%。”野孤帆的篾席里还织着细麻绳，与船员舱出土的麻绳工艺相同，显然是应急时的加固措施。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沉船的“碇房”（锚具舱）里，发现了本《舟师碇法》。这本用防水油纸包裹的手册，详细记载了不同底质的用锚方法：“沙底用四爪锚，泥底用木锚，礁底用游锚”，旁边还画着锚爪的角度示意图，与他们发现的四枚铁锚完全对应。“是锚具使用指南！”郑海峰指着其中“金山寺西首水紧不可抛锚”的记载，与《海道经》的描述一字不差，“元代航海者的用锚技术是从宋代发展来的——你看这‘急猝暴风时，先抢上风抛锚’的操作，与现代避台风的锚泊方法完全相同。”手册的最后一页还记录着“宣和六年五月七日，在七洲洋用游锚镇浪”，正是“翔鸿号”出事前的最后记录。
张瑜在分析“翔鸿号”的测深工具时，发现除了铅锤，还有根三丈长的竹制“点竿”。竿身每尺刻着刻度，底部装着铁制探头，与《海道经》“点竿累戳二丈，渐渐减作一丈五尺”的记载吻合。她在实验室里模拟浅滩测深，发现点竿能快速判断“乱泥”或“硬沙”底质，比铅锤效率提高三倍。“是近岸专用测深仪！”张瑜指着竿身的磨损痕迹，“在‘沙尾’等危险水域，舟师会连续点测，就像现代的回声测深仪——徐兢说的‘舟人每以过沙尾为难’，靠的就是这根竿子。”点竿的竹节里还藏着块小磁石，能吸附铁砂判断底质含铁量，这是之前文献从未记载的细节。
林珊在整理市舶司档案时，找到份《宣和六年市舶司验船记录》。其中记载“翔鸿号”的验船标准：“利篷三十幅，每幅竹骨偏差不逾半分；平衡舵一具，转舵力不逾三十斤；铁锚四枚，锚爪角度四十五度”，与他们的发掘结果完全一致。“是标准化生产的明证！”她指着档案里的“验船官李嵩”落款，想起故宫藏的李嵩《海屋添筹图》里的船帆细节，“这位画家其实也是航海专家，他画里的船帆角度，与陈舵工木牌上的记载完全相同。”档案还记录了“翔鸿号”的船工配置：“舵工二名，帆师三名，测深手一名”，分工明确，与船员舱出土的铭牌相互印证。
盗墓者王奎的同伙在漳州湾被抓获时，警方从他们的橡皮艇上搜出了三枚铁锚残件。程远看着照片里被锯断的锚爪，认出是去年被盗的“翔鸿号”附属锚：“他们不懂这锚的价值，只当废铁卖。”残件的断口处有明显的气割痕迹，与王奎笔记本里“铁锚含碳量高，可熔铸”的记录相互印证。更让人心疼的是，其中一枚锚身上的“左翼张度”刻度已被磨平——那些凝聚着古人智慧的数据，在盗墓者眼里不过是块普通的铁。笔记本里还画着“翔鸿号”的帆具草图，却把“野孤帆”画成了横帆，显然完全不懂其工作原理。
审讯室的单向玻璃外，程远看着王奎在供词上签字。这个曾在造船厂当过学徒的盗墓者，笔记本里画满了锚链的锻造图纸，却在“平衡舵工作原理”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你知道为什么宋代船难少吗？”程远突然问。王奎抬头时，程远举起那副平衡舵：“因为他们把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调帆精确到寸，测深精确到尺，转舵省一半力。”王奎的喉结动了动，笔记本上“唯利是图”四个字突然显得格外刺眼。当程远展示陈舵工木牌上的“安全行船口诀”时，王奎的眼神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或许他终于明白，自己毁掉的不仅是文物，更是祖先的智慧结晶。
泉州湾的仿古造船厂里，程远团队正在复原“翔鸿号”的帆舵系统。当郑海峰指挥工人安装好最后一片利篷时，海风突然吹来，三十片篾席同时展开，“左右翼张”的瞬间，整艘船竟在陆地上微微前倾。“角度完美！”张瑜拿着陈舵工的木牌对照，发现实际展开的七寸与记载分毫不差。林珊突然指着桅杆顶端的“野孤帆”——那片小帆在主帆之上的气流中轻轻颤动，与徐兢“大樯之巅更加小帆”的记载完全相同。老木匠陈阿福摸着帆骨的榫卯结构，感叹道：“我爷爷说‘好船能听风说话’，原来不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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