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外围考古现场,程远的探针在第八层夯土中触到块青花瓷片。清理掉覆盖的砂粒后,“三保”二字在烈日下渐渐显形——瓷片边缘的缠枝莲纹,与滇池渔船出土的碗沿纹饰完全相同。当整组瓷片拼合时,宣德年制的款识与阿拉伯文“朝觐者”字样相互映衬,“是郑和分船队留下的!”程远比对瓷片的胎土成分,发现与长乐宝船遗址的青花瓷属于同一窑口,“《瀛涯胜览》说‘和遣分船队往天方国’,这就是实证。”
瓷片堆积处还埋着个铜制罗盘,盘面刻着“壬丙针”的航向标记,与古里石碑上的针路完全一致。程远转动罗盘,指针依然能精准指向北极星,“是船队的导航工具!”盘底的“龙江船厂制”铭文,证明这是第七次下西洋时的官造仪器。更惊人的是,罗盘的储物格里藏着半张桑皮纸,上面用汉文写着“距天方尚有三日航程,淡水余五十石”,笔迹与郑和在苏州天妃宫的题字高度相似。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红海吉达港的沉船区,发现了艘明代帆船的残骸。货舱里的“永乐通宝”用丝绸包裹着,每枚铜钱的边缘都有磨损痕迹,显然经过长期流通。“是分船队的贸易货币!”他操控机械臂取出钱串旁的《朝觐日志》,上面“永乐十九年,抵达天方,献瓷器百件”的记录,与麦加出土的瓷片完全对应。日志中“遇默罕默德后裔,赠以昆阳产茶饼”的记载,让程远突然想起牛首山郑和墓中出土的茶饼残片——经检测,正是云南昆阳的大叶种茶。
沉船的“淡水舱”里,一个椰壳水袋仍保持着密封状态。郑海峰打开水袋,里面的淡水虽已蒸发,内壁却残留着荷叶纤维,“与太平港宝船发现的淡水保存法完全相同!”水袋的标签上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着“供三十人三日饮”,与船队的定员标准一致。袋口的麻绳编织方式,与滇池渔船的缆绳技法如出一辙,“是船员们沿用的家乡手艺。”
张瑜在麦加“骆驼市场”遗址,找到批明代丝绸残片。经检测,这些丝绸的织造工艺与古里清真寺发现的残片完全相同,其中一块缎面上绣着的“大明”暗纹,与长乐宝船的赏赐锦缎别无二致。“是分船队与当地商人交易的商品!”她指着残片边缘的议价记录,用阿拉伯文写着“一尺换乳香三两”,比官方汇率高出一成,“与古里的民间交易模式一致,说明船队允许灵活定价。”
在遗址的陶瓮里,张瑜还发现了个“青花梅瓶”。瓶身绘制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赏赐瓷纹饰相同,瓶底却刻着阿拉伯文的“天方国收藏”,“是被当地贵族珍藏的中国瓷器!”她比对瓶内残留的香料,发现含有印度檀香与阿拉伯乳香的混合成分,“证明郑和带来的瓷器成了跨文化的容器。”
林珊在麦加“皇家档案馆”的古籍修复室里,见到了份明代汉文档案。羊皮纸书写的《天方国朝觐记》中,记载着“大明使者三保,持永乐帝御赐金牌,至克尔白献香”,与《明史》“郑和遣人至天方,采珍异”的记载吻合。档案附带的画像上,使者身着明代官服,腰间却挂着阿拉伯式弯刀——刀鞘纹饰与忽鲁谟斯出土的“中西合璧腰刀”完全相同。
档案的夹页里,藏着张“贡品清单”。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双语记录着“麒麟一只、鸵鸟二只、香料百斤”,与《明实录》记载的“天方国遣使随郑和船队入贡”完全一致。清单末尾的朱红印章“郑和之印”,与龙江船厂船图上的印章丝毫不差,“是他亲自审核的清单!”林珊发现清单边缘有处修改痕迹,“原拟贡狮三只,后改为二只,或许是考虑船舱空间。”
程远团队在红海“珍珠岛”遗址,有了震撼发现:一处明代营地的灶台遗迹。灶台的砖石排列方式,与长乐太平港的船队营地完全相同,灶底的灰烬中还残留着中国稻壳与红海珍珠贝的混合物。“是船员们的炊事遗址!”程远检测灰烬的碳十四年代,显示为宣德七年,正是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
灶台旁的沙地里,埋着个青铜炊具,内壁刻着“郑和船队”四字,外壁却铸着阿拉伯文的“吉祥”。“是中西合璧的厨具!”程远请厨师复原炊具用途,发现既能蒸煮米饭,又能烤制阿拉伯馕,“船员们用家乡炊具制作当地食物,这种适应力太惊人了。”炊具里的食物残渣经鉴定,含有中国茶叶与阿拉伯椰枣的成分,与古里香炉的灰烬成分相互印证。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珍珠岛附近的珊瑚礁区,发现了艘小型探险船的残骸。货舱里的“珍珠秤”上,刻着“大明宣德年制”,与古里港出土的“贸易秤”重量标准一致。“是分船队的采珠船!”他取出秤旁的《采珠日志》,上面“每日采珠五十颗,大者献朝廷,小者易淡水”的记录,与《西洋番国志》“天方国多珍珠,和船队曾采之”吻合。
沉船的“压舱石”是堆红海珊瑚,其中一块珊瑚的孔洞里卡着个牛角哨。哨子的吹口刻着“昆阳马”,与马哈只墓碑的家族标记相同。“是郑和的私人物品!”郑海峰吹响哨子,音调与滇池渔民召集同伴的哨音完全一致,“他把家乡的联络方式带到了红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