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天，泉州湾的风带着刚解冻的湿气，吹得“郑和下西洋考古博物馆”门前的旗帜猎猎作响。程远站在新展厅的入口，看着工人将“长宁号”1:1复原模型的最后一根桅杆竖起——这根桅杆用的是福建松，和泉州沉船遗址出土的桅杆残件材质一致，高度三丈六尺，刚好对应《龙江船厂志》里“二千料船桅高三丈五尺至三丈七尺”的记载。
林珊从身后走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好的《“郑和航线遗址群”后续考古计划》，页边用红笔圈出了“苏门答腊旧港遗址”的字样：“陈馆长刚才来电话，印尼考古团队已经在旧港附近发现了疑似郑和船队的码头遗迹，希望我们能派团队过去联合发掘。”她顿了顿，将计划递给他，“你看这里，旧港是郑和船队在东南亚的重要补给港，《瀛涯胜览》里说‘中国商旅聚居于此，建仓库数十间’，要是能找到仓库遗址，就能和‘长宁号’的航海日志对应起来。”
程远接过计划，指尖划过“旧港”两个字，眼前突然浮现出“长宁号”日志里的记载：“永乐十年八月，抵旧港，补淡水、粮食，与当地华商交换苏木二十担”。“必须去，”他抬头看向林珊，眼里闪着光，“旧港是郑和船队连接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关键节点，找到仓库遗址，就能完整还原船队的补给链条，也能印证《明史》里‘郑和在旧港擒陈祖义’的记载是不是真的。”
这时，展厅门口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并肩走来，前者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后者怀里抱着刚修复好的“长宁号”船牌。“程队，珊姐！”欧阳宗明晃了晃手里的保温桶，“美怿亲手做的泉州肉粽，刚出锅的，快来尝尝！”
方美怿笑着将船牌递给程远：“船牌上的‘长宁’二字已经修复好了，用的是明代官用的朱砂漆，和沉船里的船钉漆料成分一致。另外，我们还在船牌背面发现了一行小字，‘永乐十年造于福建都司造船厂’，进一步确认了‘长宁号’的建造地点。”
程远接过船牌，阳光下，朱砂漆泛着温润的光，背面的小字虽然细小，却清晰可辨。“太好了！”他感慨道，“从泉州沉船到静海寺碑记，再到占城遗址，现在又有了船牌上的建造信息，‘长宁号’的故事越来越完整了。”
郑海峰扛着摄像机从展厅深处走来，镜头还对着“长宁号”模型的货舱：“我刚才拍了货舱里的瓷器和香料复原场景，和我们在沉船里发现的文物完全一致。等旧港发掘开始，我要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做成纪录片的续集，名字就叫《“长宁号”的补给之旅》。”
四人围坐在展厅的休息区，吃着肉粽，讨论着旧港考古的细节。方美怿突然想起什么，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对了，我上次去南京博物院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清代绘制的《旧港舆图》，上面标注了‘中国商栈’和‘官仓’的位置，说不定能为我们的发掘提供线索。”
欧阳宗明立刻凑过去，推了推眼镜：“《旧港舆图》？我好像在《海国图志》里见过记载，说是根据明代《郑和航海图》的副本绘制的。要是能找到‘官仓’遗址，里面说不定有和‘长宁号’相关的文书或货物。”
程远点点头，将最后一口肉粽咽下去：“那就这么定了，一周后出发去印尼。海峰负责设备和物资筹备，宗明和美怿整理旧港相关的文献资料，我和林珊联系印尼考古团队，确定发掘范围。”
一周后，考古队登上了飞往印尼的飞机。飞机穿越南海时，林珊靠在程远肩上，翻看着《旧港舆图》的复印件：“你看这里，‘官仓’旁边标注着‘石码头’，《瀛涯胜览》里说郑和船队‘泊于石码头，装卸货物’，要是能找到石码头，就能确定官仓的位置了。”
程远接过舆图，指尖划过“石码头”三个字：“我总觉得，旧港遗址里藏着比官仓更重要的东西。《明史·郑和传》里说郑和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要是能找到相关的遗迹或文物，就能还原这段历史，也能证明郑和船队不仅是和平使者，还承担着维护航线安全的责任。”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考古队终于抵达印尼旧港。当地考古专家阿卜杜勒早已在机场等候，他穿着一件印有“郑和航线联合考古”字样的T恤，手里拿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卫星地图：“程教授，我们在旧港西北侧的海滨地带发现了石砌码头的遗迹，周围还有大量的中国瓷器残片，年代从明代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都有。”
第二天清晨，考古队跟着阿卜杜勒来到石码头遗址。遗址被茂密的红树林环绕，涨潮时海水几乎淹没了一半的石砌构件，退潮后，一块块青灰色的石块露出水面，上面还残留着绳索摩擦的痕迹。“这些石块的砌筑工艺和泉州开元寺的石塔一致，都是明代福建的石匠工艺，”程远蹲下身，抚摸着石块上的纹路，“这证明这座码头确实是中国工匠建造的，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使用的‘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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