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穿越马六甲海峡，停靠在苏门答腊西北端的布腊斯岛——根据《郑和航海图》注记，这里正是“龙涎屿”，因盛产龙涎香得名，也是郑和船队“自苏门答腊往西洋”的重要补给站。程远站在岛上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郑和航海图》的复刻本，图上“龙涎屿东南有暗礁，用壬丙针十更抵锡兰山”的标注，在阳光下与眼前的海域形成清晰对照。
“《郑和航海图》的针路和更数不是凭空绘制的，而是船员实际航行的总结，”程远指着海图上的航线，“我们用现代航海软件测算，从龙涎屿到锡兰山的直线距离约1200海里，明代‘一更’约合60里（30海里），‘十更’正好是300海里，考虑到航线需绕开暗礁，实际航程与‘十更’基本吻合，证明海图的准确性。”
郑海峰的团队操控“海眼-4000”多波束声呐，对龙涎屿东南海域进行扫描。屏幕上，一处长约500米的暗礁群清晰显现，位置与海图中“龙涎屿东南暗礁”的标注完全一致。“暗礁顶部最浅处仅3米，刚好是古代帆船的吃水深度，若不绕行必触礁，”郑海峰兴奋地说，“这就是海图注记‘避东南暗礁’的原因，也证明郑和船队确实在此处积累了航行经验。”
随后，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泥沙中展开发掘。欧阳宗明的探铲触到一块坚硬的石质构件，清理后，一块刻有“永乐七年，郑和舟师过此，用壬丙针往锡兰山”的明代石碑露出全貌——碑体为花岗岩材质，文字为楷书，落款处还有“内官监造”的印记。“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09±3年，正好是永乐七年，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间吻合，”欧阳宗明用软毛刷清理碑面，“这是《郑和航海图》针路的直接实物证据，说明海图的标注是对实际航行的记录。”
方美怿则在码头旁的货栈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明代青花瓷残片。其中一片碗底刻着“永乐年制”款识，青花料为苏麻离青，胎土是景德镇高岭土，与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还有一片瓷盘上绘着龙涎香的图案，旁题“龙涎屿所产”。“这些瓷器是郑和船队的贸易品或补给物资，”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的分布范围从码头延伸至内陆300米，证明龙涎屿不仅是停靠点，还是船队的物资中转站，与海图中‘龙涎屿可停泊、补淡水’的注记相符。”
在货栈遗址旁的墓葬区，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单人墓葬。骸骨蜷缩侧卧，右手仍保持着握笔的姿势，身旁放着一个残破的罗盘和一本用棉纸写的《航海手记》残页。手记上用墨笔写着：“永乐七年，随船队过龙涎屿，补淡水三桶、椰子百枚，夜观北极星，定壬丙针，明日往锡兰山。”法医对骸骨进行检测，发现其年龄约30岁，牙齿磨损严重，牙结石中残留着椰子、咸鱼和高粱的成分，腰椎有明显的劳损痕迹。“这位水手应该长期从事航海工作，”法医分析道，“他的骸骨和手记，印证了《郑和航海图》记载的航线是真实的航行轨迹，也让我们看到了船队普通成员的生活细节。”
“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科伦坡港——《郑和航海图》中的“锡兰山”，也是郑和西洋航线中连接印度半岛与东非的关键中转港。程远站在科伦坡的古灯塔遗址前，手里捧着《郑和航海图》，图上“锡兰山港用庚酉针二十更抵古里”的针路注记，与遗址出土的明代文物相互印证，勾勒出600年前的航海图景。
“《郑和航海图》对锡兰山的地理认知，比前代文献有显着突破，”程远指着海图上的标注，“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仅记载锡兰山‘产红宝石、蓝宝石’，对港口和航线的描述极为简略；而《郑和航海图》不仅标注了‘锡兰山港’‘宝石山’‘淡水河’三个关键地点，还详细注记‘锡兰山港内水深五丈，可容百船’‘宝石山在港东十里，山中有矿洞’，甚至标注了‘灯塔山’的位置，可见航海者对当地地理的了解已非常深入。”
林珊的团队在古灯塔遗址展开发掘，发现了一座明代砖石结构的灯塔基座。基座呈八角形，边长1.5米，中心残留着木质灯柱的痕迹，基座外侧刻着“永乐十二年，郑和督造”的字样。“灯塔的建筑风格与南京龙江船厂的明代官式建筑一致，”林珊测量着基座尺寸，“根据残存的构件推测，灯塔原高约10米，顶部装有油灯，夜间可指引船只入港，这与《郑和航海图》中‘锡兰山有灯塔，夜见灯光可入港’的注记完全吻合。”
欧阳宗明则在科伦坡古港的贸易市场遗址中，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枚明代“永乐通宝”铜钱与一块波斯银币并排埋在泥沙中，铜钱边缘有明显的流通痕迹，银币上刻着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印记。“‘永乐通宝’是郑和船队携带的货币，波斯银币则是阿拉伯商人的常用货币，”欧阳宗明分析道，“两者出土位置相近，证明锡兰山港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船队在此与阿拉伯商人交换商品，这也解释了《郑和航海图》为何将锡兰山列为重要中转港——它不仅是航线节点，更是贸易中心。”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