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北部海域的季风刚过，“海探七号”的声呐屏幕上突然出现异常反射信号——在印度西海岸外海30海里处，水下28米深的淤泥层中，一艘明代沉船的轮廓逐渐清晰。程远盯着屏幕上“长约50米、宽15米”的船体数据，心跳骤然加速：“这尺寸与《明史》记载的郑和补给船完全吻合！”
当水下机器人将一块刻有“清和号”的铜制船牌打捞上船时，整个考古队沸腾了——这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的补给船，也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郑和船队辅助船只。而真正让程远驻足的，是机器人随后取出的一块巴掌大的桃木牌：牌面边缘被摩挲得光滑圆润，正面刻着“陈阿福”三个字，背面是模糊的泉州晋江陈氏宗祠图案。
“《郑和航海图》记录的是‘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这样的宏观航线，但水手的随身物品，才是解锁航海细节的钥匙，”程远用软布轻轻擦拭木牌，“你看这牌上的裂痕，应该是陈阿福在风暴中紧紧攥着它造成的；背面的宗祠图案，说明他时刻念着家乡。”
郑海峰带领团队对“清和号”的生活区展开重点发掘。在船员舱的一个残破木箱里，他们发现了陈阿福的私人物品：一本用棉纸写就、外用防水油布包裹的《航海手记》，一个缺了口的泉州窑青瓷碗，一串用印度洋贝壳串成的手链，还有一小块用丝绸包裹的甘蔗干——后来经检测，这是泉州特产的果蔗，应该是陈阿福出发前从家乡带来的。
《航海手记》的纸张已泛黄发脆，但字迹仍能辨认。程远小心翼翼地展开，陈阿福略带潦草的宋楷跃然纸上：“永乐七年九月，随郑太监自南京宝船厂开船，船名‘清和’，吾为针路记录员。十月抵泉州湾，补淡水、添粮，见阿爹阿娘于码头，阿娘塞吾甘蔗干，嘱吾平安归。”这段文字，与《郑和航海图》中“宝船厂至泉州湾”的航线标注完全对应，甚至补充了海图未提及的“泉州湾补给水”细节。
更令人动容的是手记中关于日常航海的记录：“十月廿日，过台湾海峡，遇逆风，船摇甚急，吾抱罗盘于怀，记针路‘丁未针十更’，不敢有误。夜观北极星，定方位，郑太监巡舱，见吾值守，赞吾‘尽责’。”“十一月初五，抵龙涎屿，补淡水，见岛上椰子树甚多，摘三枚，食之甘甜，念阿娘若见此果，必欢喜。”这些文字，让六百年前的航海日常变得鲜活可感。
方美怿的团队在木箱旁发现了一具蜷缩的骸骨，经DNA检测与陈氏宗祠的族谱比对，确认正是陈阿福。骸骨年龄约28岁，右手食指和中指第一节有明显的扁平老茧（长期握笔所致），左腿胫骨有陈旧性骨折痕迹（推测是搬运货物时摔伤），牙齿的牙结石中残留着高粱、咸鱼和椰子的成分——与《航海手记》中“食椰子”的记载完美印证。
“他的姿势很特殊，”方美怿蹲在骸骨旁，轻声说，“左手仍保持着握木牌的姿势，右手压在《航海手记》上，应该是沉船时，他第一时间想护住这些与家乡、工作相关的物品。”而在骸骨的胸腔位置，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张揉皱的家书草稿，上面写着：“阿爹阿娘，儿在西洋见大舶无数，见黑人、白人，皆友善。儿已记满三卷针路，待返航，必一一讲与您听。儿带龙涎香一块，藏于木箱底，愿您康健。永乐八年正月，阿福书于清和号。”
可惜这封家书永远无法寄出。根据沉船周围的沉积物分析，“清和号”在永乐八年（1410年）正月从木骨都束返航时，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印度洋风暴，船体断裂沉没，陈阿福与其他船员一同葬身海底。
程远团队通过泉州地方志和陈氏宗祠的族谱，找到了陈阿福的家乡——泉州晋江市陈埭镇。当程远带着桃木牌、《航海手记》复制品和那小块甘蔗干残片来到陈氏宗祠时，70岁的族长陈建国老人颤抖着接过物品，老泪纵横：“族谱里只写了‘永乐七年，族人阿福随郑和下西洋，未归’，我们世代都在等他的消息，没想到六百年后，他以这样的方式‘回家’了。”
陈埭镇为陈阿福举行了“归乡”仪式，将桃木牌供奉在陈氏宗祠，并在村头立了一块纪念石，程远题写的“万里航海魂，终向故乡归”刻在石上。仪式当天，村里的老人带着孩子，围着纪念石听陈阿福的故事，手中的泉州窑青瓷碗，与“清和号”出土的碗一模一样。“阿福公是我们的骄傲，”一个小男孩捧着复刻的《航海手记》，认真地说，“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去看看大海。”
“海探七号”抵达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的忽鲁谟斯，也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最西端。根据《郑和航海图》注记“忽鲁谟斯港，水深六丈，可泊大舶”，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珊瑚礁区展开发掘，一块刻有双语铭文的石碑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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