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翻出《郑和航海图》“龙涎屿往锡兰过洋牵星图”，图中“北斗头双星三指一角”的注记，与《航海针谱》的“北舵头三指定方向”完全对应。“资料说北斗头双星是天璇和天枢，您看这两颗星的高度，”程远用激光测距仪对准夜空，“现在测的高度是三指，和海图注记一致，这就确定了北斗头双星的身份。”
在崇武港的老船坞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块明代船板，上面刻着简易的北斗七星图案，“北舵头”位置被特意标注了红点。黄志强说：“老船工造船时都会刻这个，祈求‘北舵头’指引平安，这是从明代传下来的习俗。”
程远看着船板上的红点，不禁想起自己刚入行时的初心——考古不是为了收藏文物，而是为了让历史“活”起来。他蹲在船坞边，认真记录下刻星的尺寸、位置，甚至特意请教老船工当年的雕刻手法，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正是他能不断解开历史谜题的关键。而黄志强馆长对民间航海文化的热爱，也让他明白：保护文物的同时，更要保护这些代代相传的“活态记忆”。
3月，“海探七号”来到广东北海港，根据资料中“华南渔民称半人马座α、β为‘水平星’，与南门双星同星异名”的记载，程远团队拜访了当地老船长杨永积。老人今年82岁，仍能熟练背诵“水平星平七指，抵满剌加”的口诀。
“‘水平星’就是两颗并排的亮星，”杨永积指着窗外的夜空，“在南边天空呈水平状，所以叫这个名。我们走南洋时，看它的高度就知道离满剌加还有多远。”他还拿出一个祖传的牵星板，演示如何测量“水平星七指”：“手臂伸直，板下沿对齐海面，上沿挡住水平星，正好是七指，和《郑和航海图》里‘南门双星七指’的记载一样。”
林珊用天文软件对比半人马座α、β的位置，发现这两颗星在明代的中天高度，与《郑和航海图》“锡兰山回苏门答刺过洋牵星图”中“南门双星平十五指”的注记完全吻合。“资料说‘水平星’是南门双星的俗称，现在终于找到实证了，”林珊兴奋地说，“不同地区渔民对同一颗星的不同称呼，反映的是同一种导航智慧。”
在杨永积的船舱里，程远发现了一本1950年代的航海日志，里面仍用“水平星”记录航向。“为什么不用现代仪器的名称呢？”程远好奇地问。老人笑着说：“老祖宗的法子靠谱，就算仪器坏了，看星星也能回家。郑和爷的船队能走那么远，靠的就是这些星星啊！”
程远此刻忽然理解了郑和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靠星辰连接的整体。从泉州的北辰星，到海南的“南挂”，再到广东的“水平星”，不同海域的星名虽然不同，但背后的导航逻辑一致。对郑和而言，每一颗被命名的星星，都是中外交流的“见证者”，船队带着这些星名知识远航，也把不同地区的航海智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海上认星体系”。
“海探七号”团队在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发现了一块明代刻石，上面刻着“东边织女星十一指，东北织女星十二指”的字样，旁边还画着织女星的简易星图。这与资料中“东边织女星、东北织女星均指天琴座α（织女一），‘东边’‘东北’为方位名称”的结论高度契合。
“您看这块刻石的位置，”南京考古研究所的王研究员指着遗址平面图，“这里是当年的‘星象观测台’，郑和船队出发前，船工们会在这里校准星位。”刻石上的“十一指”“十二指”，与《郑和航海图》“忽鲁谟斯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中“东边织女星七指”的注记，形成了完整的方位-高度对应关系。
程远用3D建模还原明代观测场景，发现当织女星出现在东边天空时，高度约为十一指；随着地球自转，织女星移至东北方向，高度升至十二指，与刻石记载完全一致。“资料说‘东边’‘东北’只是方位差异，现在有了刻石实证，这个结论就更可靠了，”程远说，“这证明郑和船队的星名记载非常严谨，方位和高度的细微变化都被准确记录下来。”
在刻石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枚铜制“星位标记”，上面刻着织女星的符号和“十一指”的刻度。王研究员说：“这是当年观测时用的工具，船工们用它记录织女星的位置，确保每次观测数据一致。”
程远捧着铜制“星位标记”，指尖轻轻摩挲着刻度，忽然想起自己多年前第一次接触《郑和航海图》的场景——当时他就被图中精准的星名记载震撼，如今通过一块块文物、一个个民间传承的故事，终于把这些星名的“前世今生”串联起来。这种“追根溯源”的执着，正是他作为考古人的初心，也是他能在考古路上坚持多年的动力。
“星名考释——郑和航海图的星空密码”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幕。展厅内，泉州湾的星图陶罐、海南岛的《针路簿》、福建的“北舵头”示意图、广东的水平星牵星板、南京的织女星刻石，与《郑和航海图》的复刻本相互呼应，完整呈现了18个星名的考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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