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7月，南海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海域，“海探七号”的声呐系统在水下12米处捕捉到一处异常石质结构。当水下机器人清理掉覆盖的珊瑚碎屑后，一块刻有星象图案的礁石逐渐显露——礁石表面用阴刻手法雕琢出三颗星的轮廓，中间一颗较大，两侧各一颗较小，旁边还刻着“华盖八指”的字样。程远盯着屏幕传回的画面，手中资料中“华盖星属小熊座，应为小熊座β和γ”的记载瞬间清晰，“这是验证华盖星身份的关键实物！”
郑海峰带领潜水队下潜勘察，发现刻礁整体呈不规则方形，长约1.8米，宽1.5米，星象图案的线条深度约0.5厘米，边缘有明显的人工打磨痕迹。“碳十四检测显示，刻礁的年代是1417±3年，对应永乐十五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期间，”郑海峰用防水相机拍摄细节，“三颗星的排列位置与小熊座β（帝星）、γ（太子星）和北极星（勾陈一）的相对位置完全一致，中间较大的星对应勾陈一，两侧较小的星就是华盖星。”
为精准验证“华盖八指”的含义，程远团队在刻礁附近搭建临时观测台。夜晚，当小熊座升至正南天顶时，队员们用复刻的明代牵星板进行测量——将八指乌木板举至眼前，板的下沿与海平面重合，上沿恰好与小熊座β、γ对齐，用现代天文仪器测得此时两颗星的仰角约为15.2°，与“八指×1.9°=15.2°”的计算结果完全吻合。“资料中说低纬度航行时常用华盖星校准方位，这里的刻礁和实测数据，完美印证了这一点，”程远兴奋地记录数据，“郑和船队途经西沙时，很可能就是以这块刻礁为参照，校准华盖星的牵星数据。”
在刻礁周边的泥沙中，方美怿的团队还发现了一枚明代铜钉，钉身上刻着“龙江船厂”的字样，与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出土的船用铜钉成分一致。“这枚铜钉应该是船员雕刻刻礁时遗落的工具，”方美怿分析道，“它证明刻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郑和船队特意开凿的‘星象标记’，用于后续船队校准星位。”
程远站在观测台上，望着夜空中清晰的小熊座，仿佛看到六百年前郑和站在宝船甲板上的场景——船员手持牵星板，高声报出“华盖八指”，郑和对照海图，确认船队航向无误。对郑和而言，华盖星不仅是导航的星辰，更是船队跨越重洋的“信心符号”——当北辰星因低纬度靠近地平线难以观测时，华盖星的清晰可见，能让整个船队安心前行。这种对星辰的依赖与信任，是支撑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精神力量。
9月，“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根据资料中“西北布司星、西南布司星均指双子座α、β”的记载，考古队在古里港遗址的寺庙区，发现了一块 bilingual（双语）石碑——正面用中文刻着“西北布司星六指，西南布司星五指”，背面用僧伽罗文刻着相同的牵星数据，旁边还绘制了两颗并排的亮星图案。
斯里兰卡考古学家阿肖克带着团队协助解读石碑，“僧伽罗文记载中，这两颗星被称为‘双生星’，认为它们是守护航海的神灵，”阿肖克指着星图，“这与中国‘布司星’的记载不谋而合，证明当时中斯航海者对同一组星辰有着相似的认知。”
程远团队用天文软件回溯明代星空，发现双子座α（北河二）、β（北河三）在斯里兰卡海域的仰角，与石碑上“六指”“五指”的记载完全匹配——当船队从东南向西北航行时，西北方向的北河二仰角约11.4°（六指×1.9°），西南方向的北河三仰角约9.5°（五指×1.9°）。“资料说‘西北’‘西南’只是方位差异，石碑的双语记载和实测数据，让这个结论更有说服力，”程远说，“这也证明郑和船队的星名体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沿途国家的航海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印证的。”
在石碑附近的佛塔遗址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尊融合中斯风格的雕像——雕像底座刻着双子座星图，塔身则刻着中文的“布司星”字样。阿肖克解释道：“这尊雕像应该是当地僧侣为纪念郑和船队到访而建造的，将中国的星名与斯里兰卡的宗教信仰结合，体现了文化的融合。”
程远看着雕像上的星图与文字，不禁想起自己在考古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开放视角”——他从不将中国古代航海文明视为孤立的存在，而是注重挖掘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痕迹。这种包容的研究态度，让他在解读布司星石碑时，能从双语记载和跨文化雕像中，看到郑和下西洋背后“文明互鉴”的深层意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星名的考释。
11月，“海探七号”抵达肯尼亚马林迪（明代麻林地），根据资料中“七星即昴星团，为我国沿海渔民普遍使用的星名”的记载，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民居区，发现了一批明代陶罐——罐身上用红彩绘制着七颗紧密排列的星，旁边还刻着中文的“七星”字样，部分陶罐上甚至能看到东非传统的几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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