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人生是条笔直的路，直到父亲走后，那些无法解释的巧合如夜星般一一浮现，我才明白，或许有些离别，早已在命运的经纬里埋下了伏笔。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晚上十点，我在理发店的镜子前端详新剪的短发时，父亲在外省的公寓里静静离世。没有病痛，没有预兆，像一片秋叶在风起时悄然飘落。
电话响起时，我还在为剪得太短的发梢懊恼。听筒那端传来母亲破碎的声音：“你爸...走了...”
世界突然安静下来。理发师还捏着一缕未来得及清扫的发丝，香波的气味甜腻得令人窒息。八点整，我剪完头发；十点整，父亲停止呼吸。这两个毫无关联的时间点，从此被一根无形的线紧紧系在一起。
赶到父亲工作的外省城市时，已是次日深夜。他租住的公寓在城郊的老小区里，楼道昏暗，每迈一步，脚步声都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
母亲瘫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眼睛肿得像熟透的桃子。几个父亲生前的工友陪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难以置信。
“洗澡时走的。”工友李叔搓着手，“晚上和我们吃饭还有说有笑，回来还说洗个澡舒服。等我们发现时...”
我走进浴室，瓷砖已经擦干净了，可空气中还残留着水汽的味道。我想象父亲站在这里，热水哗哗地冲过他的身体，带走一天的疲惫。他爱干净，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
整理遗物时，我在衣柜顶层发现了一顶黑色呢帽。
“爸从不戴帽子啊。”我拿着帽子喃喃自语。
母亲抬起头，目光触到那顶黑帽时突然凝固：“这...这是他上周买的。还特意拍了照片发给我看。”
她颤抖着掏出手机，屏幕上是父亲戴着这顶黑帽的自拍。照片里，他笑得像个孩子，帽檐下的眼睛眯成两条缝。在我们老家的习俗里，逝去的人要戴一顶黑帽子踏上黄泉路。
“他那天还说，这帽子戴着特别合适。”母亲的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
我捏着帽檐，羊毛粗糙的触感硌着指尖。父亲一向讨厌任何形式的帽子，说戴了头晕。为何偏偏在临走前买了这顶黑帽？
继续整理，我又发现了一套全新的床品，深蓝色底子撒着白色小星星。母亲说，父亲去世前三天特意去商场买的，还视频向她炫耀：“看我也会挑漂亮东西吧？”
十月二十八日晚上，父亲和母亲视频的最后一句是：“我刚洗完澡，你看我干干净净的。今天和老李他们吃饭，我很高兴。”
这句话，成了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告白。
我记得今年九月，父亲突然提出要过生日。他向来对这些形式不屑一顾，五十九年来的每一个生日几乎都是在遗忘中度过。可这次他很坚持，甚至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提醒我们。
生日那天，我订了蛋糕，母亲做了一桌菜。父亲戴上我们送的围巾，在烛光里许了很久的愿。他笑得那么开心，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现在回想，那笑容里是否藏着一丝告别？
从外省返回老家时，我们带回了父亲的骨灰。按照习俗，要选个吉日下葬。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十一月三日是个好日子。
回家后的第二天，丈夫突然说想吃城东那家山西面馆的面。
“爸上次来，不是说那家的面有老家的味道吗？”他眼睛红红的。
我点点头。父亲确实特别喜欢那家店，说他们的手擀面像极了奶奶做的味道。
然而当我们赶到面馆，却看见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家中有事，暂停营业，11月3日恢复营业。”
白纸黑字，我反复确认了三遍——正是父亲骨灰安放的日子。
丈夫愣在原地，半晌才说：“这是...爸安排好的吗？”
我站在紧闭的店门前，忽然觉得父亲就站在身边，像往常一样笑着说：“看，还是老家的面最香。”
最让我们震惊的，是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时的情景。
因为异地猝逝，遗体需要就地火化。老家的亲戚们都没能见到父亲最后容颜，母亲为此哭了无数次，说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然而当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打开棺木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父亲穿着他最喜欢的那件黑色夹克，面容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样子竟然和手机里最后那张自拍一模一样——同样的黑帽，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微微笑意。
“我给他换衣服时，就觉得他这身特别合适。”李叔喃喃道，“没想到...”
母亲第一次停止了哭泣，她轻轻抚过父亲的脸颊：“他是不想让我们遗憾啊。”
下葬那日，天空飘着细雨。我们将父亲的骨灰安放在老家后山的祖坟里，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庄。
墓碑上，我们选用了那张戴黑帽的自拍照。照片里的父亲笑得那么温暖，仿佛随时会从石板上走下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哭什么，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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