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上海外滩的寒风依旧料峭，却吹不散租界里觥筹交错的暖意。在一场由英法领事做东的晚宴上，李鸿章身着崭新的官服，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儒雅笑容，从容周旋于碧眼虬髯的洋人之间。觥筹交错间，一个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与会者心中激起涟漪：朝廷谕旨已下，授李鸿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中堂大人荣膺重任，实乃两国邦交之幸事！”英国领事举杯恭维，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
李鸿章含笑应承，心中却如明镜一般。这顶帽子，既是恩宠，更是千斤重担。与洋人打交道，光靠天朝上国的虚架子不行，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酒宴的喧嚣尚未散去，一个更重要的念头已在他心中酝酿成熟。
数日后，一份措辞恳切、目光深远的奏章从上海行辕飞驰入京。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后称广方言馆），选址就在旧学宫旁。奏章中，他痛陈：“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他力主聘请西人教授外语及西学，培养通晓洋务的翻译和人才。这份奏章，不仅标志着一所新式学堂的诞生，更正式拉开了李鸿章乃至整个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行辕的书房里，李鸿章凝视着窗外黄浦江上穿梭的外国火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头那份关于苏州前线军报的卷宗。洋务要办，但眼前的战火，才是燃眉之急。
时间跳转到七月。酷暑笼罩着江南大地，苏州这座被重重围困的“人间天堂”，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和绝望的燥热。
中路主将程学启率领的淮军精锐，经过数月苦战，已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深深抵在了苏州的咽喉——城东的娄门、葑门外。高大的城墙上弹痕累累，城下尸骸枕藉。程学启站在临时垒起的高台上，举着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城墙的每一处垛口。他黝黑的脸上刻满风霜，眼神锐利如鹰。苏州，这座富甲天下的名城，仿佛唾手可得，却又因城内守军的顽强而显得遥不可及。
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阴影自西北方向压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这位天国后期的顶梁柱，亲率一支生力军，从天京（南京）拼死突围，星夜兼程驰援苏州！他的目标很明确：打破淮军的围困，为苏州解围，保住苏南这最后的堡垒。
李秀成的援军没有直接扑向苏州城下，而是选择了北线作为突破口，意图与盘踞在无锡一带的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部会合，再合力击溃淮军北路李鹤章、刘铭传部，从而迂回解苏州之围。
两军在无锡城外一处名为大桥角的河网地带轰然相撞！这是决定苏州命运的关键一战。
江南地区水田阡陌纵横，河汊密布，本不利于大军展开。李秀成身先士卒，骑着一匹雄健的黑马，挥舞着长刀，率领着疲惫却依然凶悍的太平军精锐，向淮军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决死的冲锋。呐喊声震天动地。
刘铭传的铭字营马队发挥了关键作用，利用机动性在狭窄地域穿插分割。李鹤章则指挥步队依托河堤、村庄构筑的工事，架起新购的洋枪（如林明敦后膛枪）和劈山炮，组成密集的火力网。淮军的火力优势在开阔地和水网地带显露无疑。
太平军虽然勇猛，但在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淮军面前，伤亡惨重。炮弹落入冲锋的人群中，掀起血肉的浪花；排枪齐射，冲锋的太平军如同被割倒的麦子般层层倒下。李秀成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兵一个个倒下，战马也被流弹击中，他本人不得不下马步战，身上数处挂彩。血战竟日，太平军始终无法突破淮军坚固的防线，反而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夕阳如血，映照着大桥角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惨景。李秀成望着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苏州城轮廓，发出一声悲怆的长叹，无奈下令残部向常州方向撤退。援苏之路，被无情地斩断了。
大桥角的惨败，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苏州守军最后的希望之火。绝望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城内蔓延。而这份绝望，在部分太平军高层心中，发酵成了背叛的毒药。
昏暗的烛光下，慕王谭绍光，这位年轻却以刚烈忠诚着称的主将，眉头紧锁，拍案而起：“忠王援兵已败！然我等身受天恩，当与苏城共存亡！诸王当整饬军纪，死守待援，岂可妄生异心？！”他的目光如电，扫过在座的纳王郜永宽、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即后来所谓的“八王”）等人。他早已风闻他们与城外的程学启有所勾连。
郜永宽等人低头不语，眼神闪烁。郜永宽心中盘算：李秀成败走，天京被围，死守苏州只有死路一条。程学启（同为降将出身）派人秘密递来的条件——献城免死，甚至可保官职富贵——在他心中疯狂滋长。其他几王也各怀心思，对谭绍光的“愚忠”不以为然，更恐惧于城破后淮军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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