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雪”计划的毒牙悄然刺向奥地利海军命脉之时，意大利王国的政治舞台上也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国会选举。根据宪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五年，本届议会自1861年3月选举，即将于1866年3月届满。都灵的春天，空气中本该弥漫着复苏的气息，但议会大厦内空气不再仅仅是辩论的硝烟味，更添了几分权力更迭前夕特有的、粘稠而微妙的紧张感，新一届国会选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1866年的春季国会选举尘埃落定，结果在亚历山德罗的预料之中，却也带来新的隐忧。统一党凭借亚历山德罗推行“科斯塔计划”带来的国家面貌改善（尤其是铁路贯通、工业兴起、国家声望提升）以及收复威尼斯的民族主义号召力，依然占据了国会过半数的席位，确保了执政党的地位。亚历山德罗作为党魁，其个人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报纸上满是关于他领导国家走向复兴的溢美之词，民众游行中也常能看到他的画像与三色旗一同挥舞。
然而，表面的胜利之下，暗流汹涌。首相府的书房内，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亚历山德罗、内政大臣卡洛·法拉利、财政大臣保罗·里卡尔迪和众议院议长路易吉·贝洛蒂（统一党中执委主席）围坐在一起，桌上摊开着最新的选举结果分析和一份份议员背景报告。
“席位是保住了，但结构变了，阁下。”路易吉·贝洛蒂的声音带着惯有的冷静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奥尔西尼侯爵那群保守派地主，虽然损失了几个席位，但他们在南方根基深厚，又联合了几个因南方土改和行政改革利益受损的地方势力，组成了一个更紧密、更顽固的‘传统秩序同盟’。他们在新议会里至少有80个席位，是最大的反对派集团。”
“还有那些被‘特别调查局’敲打过的官僚集团代言人，”保罗·里奇补充道，“以及部分对高税收和财政赤字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议员，虽然分散，但怨气不小，很容易被反对派利用。”
亚历山德罗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加富尔伯爵临终的警告——“议会里坐着一百个比你更贪婪的魔鬼”——言犹在耳。过去几年，他依靠铁腕、改革红利和民族主义大旗，压制了这些“魔鬼”。但普奥战争迫在眉睫，战后无论胜败，国家都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要么消化胜利果实深化改革（触动更深利益），要么承受失败苦果收拾残局（反对派必然反扑）。届时，一个暗藏更多敌意、更团结的反对派国会，将成为巨大的绊脚石。
“首相选举定在6月中旬，”法拉利提醒道，“按照惯例，新国会组成后，将很快进行首相提名和投票。虽然您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但反对派必然借此机会发难，攻击您的政策，尤其是南方土改、行政改革、军费开支和财政赤字，试图削弱您的权威，甚至为战后可能的倒阁埋下伏笔。”
四年多前，亚历山德罗在加富尔临终托付和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登上首相之位。如今，按照王国宪法，他的第一个五年任期（1861.6-1866.6）行将结束。亚历山德罗的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又转向墙上巨大的欧洲地图，目光在维也纳的位置停留。一个计划在他心中迅速成型。
“不，”他斩钉截铁地说，“首相选举不能按原定时间进行。”法拉利和里奇都愣了一下。
“因为战争，就在眼前，尽量拖延首相选举时间。”亚历山德罗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根据密约，一旦普奥开战，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对奥宣战，王国将立刻进入战争状态。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统一的关键时刻，更换政府首脑？简直是荒谬，是自毁长城。”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意大利半岛：“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战时内阁。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应对战争，任何政治内耗，都可能成为战场上的致命破绽。”
法拉利瞬间明白了首相的意图：“您是说…利用战争状态，推迟首相选举？”
“没错，”亚历山德罗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根据《王国紧急状态法》，在国家面临战争或重大危机时，国王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或推迟部分非紧急的宪法程序，包括议会选举和政府更迭。战时内阁可以延续，直至紧急状态解除。”
保罗·里卡尔迪有些担忧：“这…会不会被指责为破坏宪政？反对派肯定会借此大做文章。”
“破坏宪政？”亚历山德罗冷笑一声，“国家处于战争边缘，一切为了胜利，这才是最大的宪政精神。只要我们打赢了，收复了威尼斯，巨大的声望将压倒一切杂音。届时携胜利之威，我们不仅可以顺利连任，更能获得更广泛的授权，推动那些被反对派阻挠的更深层次改革。比如，更彻底的土地改革、更深入的反腐、甚至…更强大的海军建设。”他描绘着战后蓝图，“但如果现在进行选举，在战争的阴影下，反对派必然煽动恐慌，攻击政策，制造分裂，徒耗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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