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在一片捷报与祥和中走向尾声。虽辽东因大雪暂歇兵戈,但辽阳的光复、山陕灾情的缓解、以及皇商司高达白银四百余万两,远超太仓岁入的逆天岁入,都让这个年关充满了难得的喜庆与希望。紫禁城内张灯结彩,一扫往年愁云。
岁末大朝,封赏是第一要务。朱常洛端坐龙庭,意气风发。
“辽东经略熊弼庭,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练兵克敌,功在社稷!加封太子太保,授定辽公侯(世袭罔替),赏银万两,蟒缎百匹!神机新军将士,厚赏抚恤,有功者超擢叙用!”
“登莱巡抚袁可立、天津巡抚,保障海运后勤,功不可没,各加衔赏赐!”
“辽西巡抚袁崇焕,固守宁远,及时东援,加兵部右侍郎衔,仍巡抚辽西!”
“东江总兵毛文龙,侦得建奴暗招,传递密信,使忠良得雪,于国有大功!加左都督,封靖海伯(流爵),赏银五千两,令其继续牵制建奴后路!”
“宣大总兵满桂,力挫林丹汗,扬我国威,加太子少保,封定北伯(流爵)!”
“徐光启,修正历法,研发改进燧发枪,奠神机新军之基,育种嘉禾,保万民之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今岁深入旱魃,推广嘉禾,安置流民!加礼部尚书衔,封禾丰伯,仍总管格物院、农政!”
“朱恭枵加宗人府宗正,赐金牌,许其随时奏事!”
……一份份厚重的封赏诏书下达,有功之臣尽得褒奖,朝野上下无不感奋。尤其是文官徐光启封爵,封赏诏书彰显皇帝重实务、重边功、重民生的鲜明导向,朝野为之感奋。
封赏之后,真正的国之大事在议政堂内酝酿。此处虽非正式朝堂,却决定着帝国的未来。炭火盆驱散寒意,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与交锋。
议题一:全面推广嘉禾与新政。 孙传庭率先出列,语气沉稳:“陛下,自去岁于北直、山东、河南及边镇试行新政及嘉禾,今岁山陕大旱更见其效,民得实惠,国获粮饷。臣以为,当趁民心所向、国库稍裕之机,于来年开春,将诸项新政推行于全国。令天下臣民,共沾陛下仁政。”
他话语平和,却字字千钧。“全国”二字让在场一些出身东南财税重地的官员心头一紧。杨涟立即附议,盛赞此为固本之策。
然而,一位来自浙江的官员忍不住开口,语气谨慎却带着忧虑:“孙阁老、杨大人所言自是正理。然,江南之地,赋税重而情势杂,田亩、漕粮、丝绢牵涉亿万生计,官绅一体纳粮尤需慎重。骤然全盘推行,恐滋扰地方,反损陛下仁德。是否……暂缓一二年,待北地根基更固,再徐徐图之?”此言背后,是东南士绅集团巨大的利益担忧和潜在的抵触情绪。
户部尚书李汝华立刻反驳:“正因江南乃国赋根本,积弊已久,更需新政以清源!且今岁皇商司巨利,正可抽调百万,作为推广专项资金,用于采买粮种、补贴清丈、兴修水利,如此可大幅减少地方阻力。此乃天赐良机,失之可惜!”
双方各执一词,议政堂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支持者认为机不可失,反对者则强调稳定为上。
朱常洛静听良久,手指轻轻敲击扶手,目光扫过众人,缓缓开口,一锤定音:“新政利国利民,势在必行。北地成效卓着,南方亦不可永远置身事外。然,朕亦知南北差异,不强求一步到位。着孙先生总揽,户部、工部协同,根据各省实情,制定细则,分阶段、分步骤推行。皇商司先拨银一百万两以为支应。朕要的是实效,不是一纸空文。有能推行得力者,重赏!有敢阳奉阴违、借机生事、阻挠国策者,无论其身居何位,籍贯何方,严惩不贷!”既表明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也给予了灵活执行的空间,但底线清晰,不容逾越。
议题二:人事与体制改革。 孙传庭再次奏道,语气愈发含蓄,却更显锋芒内敛:“陛下,新政欲行稳致远,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吏治澄清,如臂使指。臣有三点浅见,请陛下与诸位同僚斟酌: 其一,官员考成,似可更重连带。一地之治乱,非一人之功过,上官之察举、同僚之协理,皆至关紧要。赏罚若能体现此节,或可促使上下同心,共赴王事,避免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倾轧。 其二,监察之制,或可更灵活。譬如,简拔刚正御史,不拘泥于常驻某道,可行跨省巡阅,专责稽查账目、核实政绩、探访民隐,直达天听。如此,或可稍减人情掣肘,更得民间疾苦与地方实情。 其三,陛下赏功,恩泽浩荡。对于推行新政中,实心任事、卓有成效之官员,除例行之升迁外,似可额外施恩,譬如赏赐部分官田所出以资鼓励,使其安心任事,不为家计所忧。此田出自清丈之余或新垦之地,乃朝廷公产,赏予功臣经营,既显陛下隆恩,亦激励后来者。”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湖面投下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在座皆是精明之辈,瞬间领会其深意:“考成连带”即变相“连坐”,逼使官员相互监督举荐;“跨省巡阅”的御史便是“磨勘御史”,直击地域朋党;“赏赐官田所出”实为“功勋田”利益捆绑,分化拉拢。几位派系首领面色微变,此法若行,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与朝中朋党将受重创。然孙传庭言辞恳切,全然为公,且将敏感的“赏田”变为“赏田产收益”,巧妙避开祖制,让人难以公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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