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寒风卷过辽东的山峦,吹得枯草起伏,发出呜呜的声响。抚顺关,这座曾经的大明边陲重镇,如今像一座被遗弃的孤岛,沉默地矗立在逐渐凋零的旷野中。
关墙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后金守军,但旗帜歪斜,士气低落。他们早已得知沈阳陷落、大汗重伤北窜的消息,留守于此,更多是出于惯性而非战意。关墙之下,明军的先锋部队——主要是曹文诏率领的骑兵和一部分车营——已经列开阵势,黑压压的一片,沉默中带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激烈的攻城战,双方陷入一种诡异的对峙。
一辆装饰简朴却带着皇家标识的马车在精锐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军阵之前。车帘掀开,下来的并非戎装武将,而是身着三品孔雀补子文官袍服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他是奉熊廷弼之命,前来负责接收抚顺关及周边地区。
袁崇焕没有佩剑,只带着几名属官和一队手持节旗的仪仗。他缓步走向关墙,在一箭之地外停住,朗声道:“关上守将听真!我乃大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沈阳已复,尔主北遁,天命已归大明!抚顺本乃汉家故土,岂容尔等久踞?今本抚奉熊经略将令,前来接收关防!若肯开关纳降,保尔等性命无虞,亦可酌情安置。若负隅顽抗,天兵一至,玉石俱焚!”
他的声音洪亮,在秋风中传得很远。关墙上一阵骚动,几个军官模样的人探头探脑,交头接耳。
良久,关门发出沉重的吱呀声,缓缓打开一条缝隙。一个穿着旧明军千总服饰、却剃了金钱鼠尾的汉人降将,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几个包衣奴才,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抚顺关的印信和兵符册簿。
“罪…罪将王世忠,叩…叩见巡抚大人!”那降将扑通跪倒在地,声音颤抖,“我等愿降!只求大人开恩,饶我等性命!”
袁崇焕面色冷峻,示意属官上前接收印信,验看无误后,才缓缓开口:“既愿归顺,便是我大明子民。起来吧。令关上守军,即刻解除武装,出关听候整编。所有旗人(女真)兵丁,另行看管。”
没有欢呼,没有战斗,抚顺关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回到了大明手中。然而,袁崇焕看着那些垂头丧气走出关门的降兵,看着关内破败的景象和远处苍茫的群山,心中并无多少喜悦。接收一座空关容易,但要真正消化这片土地,清除建奴的影响,重建防御,安抚或甄别那些降人、难民,才是真正艰巨的任务。关外,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谁都知道,那头受伤的老虎,绝不会甘心失败。
月港,郑芝龙私宅深处一间隐秘的密室。厚重的绒毯吸收了脚步声,空气中混合着雪茄的烟味和咖啡的奇特香气。郑芝龙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他的对面,是两位不速之客——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澎湖的代表范·德·勃尔格和他的通译。
“郑将军,”勃尔格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语气带着一丝欧洲商人特有的傲慢与谨慎,“您在澎料罗湾的‘壮举’,我们印象深刻。但如今明朝在北方的胜利,似乎改变了游戏的格局。我们想知道,您之前的承诺,是否还能作数?”
郑芝龙独眼眯着,把玩着一支精美的象牙烟嘴,嘿嘿一笑:“勃尔格先生,明朝赢了北边,不等于就能管得了南边的海。这海上的规矩,以前是我郑芝龙定的,现在,以后,还是我郑芝龙说了算!”
他话锋一转,带着威胁:“倒是你们,占着澎湖,又和大员(台湾)的土番搅在一起,是真不把我大明、不把我郑某放在眼里了?信不信我明天就派两百条船,把澎湖给你们踏平了?”
勃尔格脸色微变,强自镇定:“将军息怒。我们无意与您为敌。澎湖只是暂时的贸易点…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稳定的、不受明朝官府干扰的对日、对大明贸易。如果将军能保证这一点,并且允许我们的商船在您的势力范围内安全通行、停靠补给,我们愿意支付合理的…‘护航费’,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提供一些…嗯…技术上的帮助,比如造船、铸炮…”
郑芝龙心中冷笑,这些红毛鬼,无非是想利用自己对抗明朝海禁,同时又垂涎自己的势力网。但他面上不动声色:“护航费?好说。技术?也好说。但你们得先拿出诚意来。澎湖,必须撤!大员那边,也不准再扩张!以后所有经过这边的西洋船,都得挂我郑家的令旗,按我的规矩来!答应这些,咱们再谈别的。”
谈判在看似友好实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进行着。郑芝龙既要借助荷兰人的力量和技术增强自身,又要严防他们反客为主。而勃尔格则想利用郑芝龙作为突破口,同时又对这个难以掌控的中国海盗头子充满戒心。一场基于利益而非信义的脆弱联盟,正在这密室里艰难地酝酿。郑芝龙不知道的是,他对荷兰人技术的渴望,恰恰与远在北方海湾中王承恩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竞赛。
京师,工部衙门。一场关于匠户管理新章程的辩论正在进行,但与之前的激烈反对不同,此次气氛严肃了许多。定王朱由检和杨涟的调查结果,尤其是胡八一那番肺腑之言,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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