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寒风卷过辽东的山峦，吹得枯草起伏，发出呜呜的声响。抚顺关，这座曾经的大明边陲重镇，如今像一座被遗弃的孤岛，沉默地矗立在逐渐凋零的旷野中。
关墙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后金守军，但旗帜歪斜，士气低落。他们早已得知沈阳陷落、大汗重伤北窜的消息，留守于此，更多是出于惯性而非战意。关墙之下，明军的先锋部队——主要是曹文诏率领的骑兵和一部分车营——已经列开阵势，黑压压的一片，沉默中带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激烈的攻城战，双方陷入一种诡异的对峙。
一辆装饰简朴却带着皇家标识的马车在精锐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军阵之前。车帘掀开，下来的并非戎装武将，而是身着三品孔雀补子文官袍服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他是奉熊廷弼之命，前来负责接收抚顺关及周边地区。
袁崇焕没有佩剑，只带着几名属官和一队手持节旗的仪仗。他缓步走向关墙，在一箭之地外停住，朗声道：“关上守将听真！我乃大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沈阳已复，尔主北遁，天命已归大明！抚顺本乃汉家故土，岂容尔等久踞？今本抚奉熊经略将令，前来接收关防！若肯开关纳降，保尔等性命无虞，亦可酌情安置。若负隅顽抗，天兵一至，玉石俱焚！”
他的声音洪亮，在秋风中传得很远。关墙上一阵骚动，几个军官模样的人探头探脑，交头接耳。
良久，关门发出沉重的吱呀声，缓缓打开一条缝隙。一个穿着旧明军千总服饰、却剃了金钱鼠尾的汉人降将，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几个包衣奴才，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抚顺关的印信和兵符册簿。
“罪…罪将王世忠，叩…叩见巡抚大人！”那降将扑通跪倒在地，声音颤抖，“我等愿降！只求大人开恩，饶我等性命！”
袁崇焕面色冷峻，示意属官上前接收印信，验看无误后，才缓缓开口：“既愿归顺，便是我大明子民。起来吧。令关上守军，即刻解除武装，出关听候整编。所有旗人（女真）兵丁，另行看管。”
没有欢呼，没有战斗，抚顺关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回到了大明手中。然而，袁崇焕看着那些垂头丧气走出关门的降兵，看着关内破败的景象和远处苍茫的群山，心中并无多少喜悦。接收一座空关容易，但要真正消化这片土地，清除建奴的影响，重建防御，安抚或甄别那些降人、难民，才是真正艰巨的任务。关外，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谁都知道，那头受伤的老虎，绝不会甘心失败。
月港，郑芝龙私宅深处一间隐秘的密室。厚重的绒毯吸收了脚步声，空气中混合着雪茄的烟味和咖啡的奇特香气。郑芝龙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他的对面，是两位不速之客——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澎湖的代表范·德·勃尔格和他的通译。
“郑将军，”勃尔格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语气带着一丝欧洲商人特有的傲慢与谨慎，“您在澎料罗湾的‘壮举’，我们印象深刻。但如今明朝在北方的胜利，似乎改变了游戏的格局。我们想知道，您之前的承诺，是否还能作数？”
郑芝龙独眼眯着，把玩着一支精美的象牙烟嘴，嘿嘿一笑：“勃尔格先生，明朝赢了北边，不等于就能管得了南边的海。这海上的规矩，以前是我郑芝龙定的，现在，以后，还是我郑芝龙说了算！”
他话锋一转，带着威胁：“倒是你们，占着澎湖，又和大员（台湾）的土番搅在一起，是真不把我大明、不把我郑某放在眼里了？信不信我明天就派两百条船，把澎湖给你们踏平了？”
勃尔格脸色微变，强自镇定：“将军息怒。我们无意与您为敌。澎湖只是暂时的贸易点…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稳定的、不受明朝官府干扰的对日、对大明贸易。如果将军能保证这一点，并且允许我们的商船在您的势力范围内安全通行、停靠补给，我们愿意支付合理的…‘护航费’，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提供一些…嗯…技术上的帮助，比如造船、铸炮…”
郑芝龙心中冷笑，这些红毛鬼，无非是想利用自己对抗明朝海禁，同时又垂涎自己的势力网。但他面上不动声色：“护航费？好说。技术？也好说。但你们得先拿出诚意来。澎湖，必须撤！大员那边，也不准再扩张！以后所有经过这边的西洋船，都得挂我郑家的令旗，按我的规矩来！答应这些，咱们再谈别的。”
谈判在看似友好实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进行着。郑芝龙既要借助荷兰人的力量和技术增强自身，又要严防他们反客为主。而勃尔格则想利用郑芝龙作为突破口，同时又对这个难以掌控的中国海盗头子充满戒心。一场基于利益而非信义的脆弱联盟，正在这密室里艰难地酝酿。郑芝龙不知道的是，他对荷兰人技术的渴望，恰恰与远在北方海湾中王承恩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竞赛。
京师，工部衙门。一场关于匠户管理新章程的辩论正在进行，但与之前的激烈反对不同，此次气氛严肃了许多。定王朱由检和杨涟的调查结果，尤其是胡八一那番肺腑之言，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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