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之外,满桂塞外的寒风已如刀锋般凛冽,卷起枯黄的草屑和沙尘,扑打着宣府镇外新加固的墩台。满桂顶风立于墙垛之后,玄色大氅被吹得猎猎作响,他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前方苍茫的草原。地平线上,几个黑点正快速逼近,那是明军的夜不收侦骑归来。
“总督大人!”侦骑队长滚鞍下马,气喘吁吁,脸上带着风霜与急切,“查清了!林丹汗本部约三万骑,已移至距独石口不足百里的喀喇莽乃(注:地名虚构,大致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连日来宰牛杀羊,像是要搞什么大聚会!其麾下奈曼、敖汉等部也有兵马调动迹象!”
满桂眉头紧锁,眼中却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林丹汗果然沉不住气了!冬季将至,草枯水冷,并非大规模用兵的好时节,但蒙古人往往会在秋末冬初举行会盟或大规模狩猎,既为补充物资,也为炫耀武力,凝聚人心。林丹汗此举,显然是想借此重振声威,并向大明示威。
“再探!盯紧他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其他部落头人的动向!”满桂下令,随即转身对副将道,“传令各镇:按甲字方略,行动!”
所谓的“甲字方略”,是满桂与部下们反复推演后制定的应对策略。核心并非被动固守,而是“前出猎杀,挫其锐气”!
片刻之后,宣府、大同边镇的数座关门悄然开启。一队队精锐骑兵,人数不多,通常为五十至一百人一队,却装备精良,人人双马,携带着强弓、劲弩以及部分新式的燧发短铳(马铳),如同离弦之箭,悄无声息地没入塞外的荒原。他们并非去与蒙古大军正面硬撼,而是执行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猎杀林丹汗派出的侦骑、小股游掠队伍以及落单的部落贵族!
同时,满桂下令长城沿线所有墩台烽燧,加倍警戒,日夜不息。城头之上,新调拨来的轻型弗朗机炮褪去炮衣,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关外,炮兵们反复进行着装填和瞄准训练。一副如临大敌、坚壁清野的态势。
满桂的策略很清楚:你林丹汗不是想会盟耀武吗?我偏不让你痛快!我用精锐小队不断骚扰、偷袭,让你损兵折将,颜面尽失。我用严密的防御告诉你,长城绝非你可轻易逾越。我要让你这会盟,充满憋屈和不安,让那些本就心怀异志的部落头人看看,你林丹汗连自家门口的小股明军都对付不了!
一场无声的消耗战和心理战,在辽阔的北疆草原上率先展开。
北京城内的气氛,虽无塞外的肃杀,却也并不轻松。孙传庭主导的“考成法”与“跨省巡阅御史”制度,在经过精心准备和皇帝强力支持后,终于开始显露其锋利的刃口。
都察院一名巡阅御史,持天子剑与特旨,突然出现在苏松地面,雷厉风行地核查府库账册、丈量田亩清册、走访民间,不过旬月,便连续参劾了苏州府一名同知、松江府两名知县以及若干胥吏,罪名涉及清丈舞弊、税粮亏空、盘剥百姓,证据确凿,行事果决,毫不容情。涉案官员立刻被革职拿问,震动江南官场。
这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吏治整顿,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是孙传庭新政派系对东南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一次精准打击,也是对“考成法”权威的一次立威之举。
反击很快到来。并非直接的对抗,而是迂回的“舆论”攻势。几位致仕的江南籍老臣,以及一些在朝的清流言官,开始上疏或是在士林聚会中,“忧心忡忡”地讨论“监察之权过重,恐成酷吏政治”,“巡阅御史手握重权,缺乏制衡,若被小人利用,则士林倾轧,人人自危”,甚至翻出汉唐时酷吏的例子,含沙射影。
更有甚者,将此事与之前的秦良玉事件隐隐联系起来,暗示朝廷近来举措“重功利而轻道统,喜骤进而厌常规”,长此以往,恐失“天下士人之心”。
这些议论,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朱常洛的案头。他深知,这是利益受损者的反扑,也是新旧观念碰撞的必然。他并未立刻发作,而是将几份言辞最为“恳切”也最具代表性的奏疏,转给了孙传庭。
孙传庭看完,只是淡淡一笑,对皇帝道:“陛下,此乃意料中事。臣所为,非为揽权,乃为澄清吏治,推行新政。其所忧‘酷吏’,实因自身不洁,故而恐惧。其所言‘道统’,无非维护旧例,抵制变革之托词。然,其言亦非全无可取之处,‘制衡’二字,确需深思。”
他随即呈上一份补充章程:“臣请陛下允准,于都察院内设‘复核司’,凡巡阅御史所参劾四品以上官员、或所涉案件影响重大者,其案卷证据需经复核司三位御史共同审议无误,方可定案执行。如此,既可保监察之效,亦可防专断之弊,堵悠悠之口。”
朱常洛欣然应允。孙传庭此举,以退为进,既展现了胸怀,完善了制度,也更彻底地将“考成法”和巡阅御史制度纳入了正规的官僚体系框架内,使其更难被推翻。朝堂上的博弈,于无声处,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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