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之外，满桂塞外的寒风已如刀锋般凛冽，卷起枯黄的草屑和沙尘，扑打着宣府镇外新加固的墩台。满桂顶风立于墙垛之后，玄色大氅被吹得猎猎作响，他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前方苍茫的草原。地平线上，几个黑点正快速逼近，那是明军的夜不收侦骑归来。
“总督大人！”侦骑队长滚鞍下马，气喘吁吁，脸上带着风霜与急切，“查清了！林丹汗本部约三万骑，已移至距独石口不足百里的喀喇莽乃（注：地名虚构，大致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连日来宰牛杀羊，像是要搞什么大聚会！其麾下奈曼、敖汉等部也有兵马调动迹象！”
满桂眉头紧锁，眼中却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林丹汗果然沉不住气了！冬季将至，草枯水冷，并非大规模用兵的好时节，但蒙古人往往会在秋末冬初举行会盟或大规模狩猎，既为补充物资，也为炫耀武力，凝聚人心。林丹汗此举，显然是想借此重振声威，并向大明示威。
“再探！盯紧他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其他部落头人的动向！”满桂下令，随即转身对副将道，“传令各镇：按甲字方略，行动！”
所谓的“甲字方略”，是满桂与部下们反复推演后制定的应对策略。核心并非被动固守，而是“前出猎杀，挫其锐气”！
片刻之后，宣府、大同边镇的数座关门悄然开启。一队队精锐骑兵，人数不多，通常为五十至一百人一队，却装备精良，人人双马，携带着强弓、劲弩以及部分新式的燧发短铳（马铳），如同离弦之箭，悄无声息地没入塞外的荒原。他们并非去与蒙古大军正面硬撼，而是执行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猎杀林丹汗派出的侦骑、小股游掠队伍以及落单的部落贵族！
同时，满桂下令长城沿线所有墩台烽燧，加倍警戒，日夜不息。城头之上，新调拨来的轻型弗朗机炮褪去炮衣，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关外，炮兵们反复进行着装填和瞄准训练。一副如临大敌、坚壁清野的态势。
满桂的策略很清楚：你林丹汗不是想会盟耀武吗？我偏不让你痛快！我用精锐小队不断骚扰、偷袭，让你损兵折将，颜面尽失。我用严密的防御告诉你，长城绝非你可轻易逾越。我要让你这会盟，充满憋屈和不安，让那些本就心怀异志的部落头人看看，你林丹汗连自家门口的小股明军都对付不了！
一场无声的消耗战和心理战，在辽阔的北疆草原上率先展开。
北京城内的气氛，虽无塞外的肃杀，却也并不轻松。孙传庭主导的“考成法”与“跨省巡阅御史”制度，在经过精心准备和皇帝强力支持后，终于开始显露其锋利的刃口。
都察院一名巡阅御史，持天子剑与特旨，突然出现在苏松地面，雷厉风行地核查府库账册、丈量田亩清册、走访民间，不过旬月，便连续参劾了苏州府一名同知、松江府两名知县以及若干胥吏，罪名涉及清丈舞弊、税粮亏空、盘剥百姓，证据确凿，行事果决，毫不容情。涉案官员立刻被革职拿问，震动江南官场。
这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吏治整顿，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是孙传庭新政派系对东南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一次精准打击，也是对“考成法”权威的一次立威之举。
反击很快到来。并非直接的对抗，而是迂回的“舆论”攻势。几位致仕的江南籍老臣，以及一些在朝的清流言官，开始上疏或是在士林聚会中，“忧心忡忡”地讨论“监察之权过重，恐成酷吏政治”，“巡阅御史手握重权，缺乏制衡，若被小人利用，则士林倾轧，人人自危”，甚至翻出汉唐时酷吏的例子，含沙射影。
更有甚者，将此事与之前的秦良玉事件隐隐联系起来，暗示朝廷近来举措“重功利而轻道统，喜骤进而厌常规”，长此以往，恐失“天下士人之心”。
这些议论，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朱常洛的案头。他深知，这是利益受损者的反扑，也是新旧观念碰撞的必然。他并未立刻发作，而是将几份言辞最为“恳切”也最具代表性的奏疏，转给了孙传庭。
孙传庭看完，只是淡淡一笑，对皇帝道：“陛下，此乃意料中事。臣所为，非为揽权，乃为澄清吏治，推行新政。其所忧‘酷吏’，实因自身不洁，故而恐惧。其所言‘道统’，无非维护旧例，抵制变革之托词。然，其言亦非全无可取之处，‘制衡’二字，确需深思。”
他随即呈上一份补充章程：“臣请陛下允准，于都察院内设‘复核司’，凡巡阅御史所参劾四品以上官员、或所涉案件影响重大者，其案卷证据需经复核司三位御史共同审议无误，方可定案执行。如此，既可保监察之效，亦可防专断之弊，堵悠悠之口。”
朱常洛欣然应允。孙传庭此举，以退为进，既展现了胸怀，完善了制度，也更彻底地将“考成法”和巡阅御史制度纳入了正规的官僚体系框架内，使其更难被推翻。朝堂上的博弈，于无声处，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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