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八年的深秋，金风送爽，帝国的新政在经历数年的持续推进后，已如参天大树，根系深植，枝叶繁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改革的深入必然触及更深层的利益格局，引发更为复杂和激烈的反应。
魏国公徐允贞主导的宗室英才馆“升等考”制度，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开始剔除宗室子弟中的庸碌之辈，但也触动了最核心的利益——世袭罔替的爵位制度本身。一些在英才馆考核中屡次落第、眼见晋升无望的宗室子弟，及其背后忧心忡忡的父祖，将怨气集中到了徐允贞身上，暗流再次涌动。
这一次，他们不再直接攻击徐允贞本人或英才馆，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更深层的制度。数位颇具影响力的郡王联名上奏，以“保全宗室、维系天家亲情”为名，委婉提出“世职乃太祖所定，酬庸功臣，维系宗亲，不宜轻易更张”，实则暗示应维持爵位传承的稳定性，反对将爵位继承与个人能力过度捆绑。
面对这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守旧的反扑，徐允贞并未急于辩驳。她深知，在宗室这个盘根错节的领域，仅靠行政命令和个案突破难以持久，必须建立一套更根本、更具说服力的新规则。她闭门数日，翻阅大量洪武、永乐年间关于勋贵、宗室管理的典章制度，结合当前新政“重实绩、抑虚名”的精神，撰写了一份《厘定宗室爵位承袭及激励疏》。
在这份奏疏中，她并未直接提出废除世袭罔替，而是创造性提出了“世职降袭与功绩复爵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方案：即除亲王外，郡王以下爵位，若无显着功绩于国，则承袭时自动递降一等；但同时，设立“宗室功绩簿”，凡宗室子弟，无论嫡庶，无论在朝在野，只要有实绩于国（如军功、治绩、技术发明、教化地方等），经核验，不仅可以优先获得实职，更可凭功绩申请恢复或晋升爵位，甚至特许某一支系“世袭罔替”。
“如此，”徐允贞在奏疏中写道，“则惰者知警，奋者知勉。世爵非铁券，乃鞭策；功绩非虚名，乃阶梯。方能令宗室子弟，人人自励，不敢尸位素餐，方不负陛下革新之志，亦不愧对列祖列宗创业之艰。”
此疏一上，朝野震动。它既维护了宗室的基本盘，又为其注入了强大的竞争激励机制，将“能力”与“地位”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支持者赞其“深谋远虑，切中时弊”，反对者则斥其“动摇国本，破坏纲常”。皇帝朱常洛将此疏下发廷议，引发了比太子漕运议案更为激烈的争论。徐允贞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但她以缜密的逻辑和引经据典的论证，在廷议上从容应对各方诘难，展现了过人的胆识与智慧。这场关于宗室根本制度的论战，无论结果如何，都已将改革的利刃指向了最坚硬的堡垒。
朱由检构建的北疆防御与开拓体系日益稳固，“磐石堡”与“北海忠勇营”威名远播。然而，罗刹人在经历数次挫败后，改变了策略，开始采取更为隐蔽和阴险的“非对称”手段。他们不再轻易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而是加大了情报渗透和分化瓦解的力度。
一些伪装成皮毛商人或逃亡者的罗刹间谍，携带少量精美的西洋器物和银币，悄然渗透到归顺大明的土着部落中。他们利用部落之间的矛盾，或对明军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的偏差（如物资分配不公、个别军官态度粗暴等）大做文章，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声称明朝只是想利用他们当炮灰，最终会夺走他们的土地和传统。
一时间，几个原本与明军关系密切的部落开始出现动摇，提供给明军的情报变得迟滞甚至失真，小规模的摩擦和违抗命令事件也有所增加。“北海忠勇营”内部，来自不同部落的战士之间，也因这些流言而产生了猜忌。
朱由检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暗流。他一方面命令各部加强对往来人员的盘查，借助东厂在北疆新建的暗桩网络，全力搜捕罗刹间谍；另一方面，他并未简单地采取高压政策，而是亲自深入各个部落，召集头人和民众，耐心解释朝廷政策，惩处了几个确有劣迹的基层军官和吏员，并加大了抚夷员的派遣力度，帮助部落解决实际困难，如引入更有效的狩猎工具、防治牲畜疫病等。
更重要的是，他借鉴了张献忠在江南的一些手法，开始建立更精细化的“贡献记录与公示”制度，将每个部落、甚至每个战士的功劳和换取的利益，定期在前进营堡外张榜公布，确保公平透明。同时，他组织部分忠诚的部落头人前往靖安堡、甚至京师参观，让他们亲眼看到大明的强盛与文明，增强其归属感和荣誉感。这场围绕人心的暗战，比真刀真枪的厮杀更为考验智慧与耐心。
张献忠主导的“江南织造技术共进会”运行良好，内部竞争有序，品质稳定提升。随着“泰昌宝船”舰队即将建成，他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然而，开拓海外并非易事。首批试销南洋的、带有“大明织造”标识的精美绸缎，虽然因其品质获得了认可，但也遭遇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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