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二年的金秋,天高云淡,硕果累累。帝国四方,在经历了一整年的深耕细作与惊涛骇浪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季节。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工坊的机杼声昼夜不息,海上的商船满载而归,朝堂的新政也渐入人心。然而,在这片繁荣盛景之下,过于迅猛的生长也带来了新的枝蔓与暗影,潜藏的危机在丰收的喧嚣中悄然酝酿。
北疆,广袤的黑土地上,收割的军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与疲惫。今年的收成,不仅足以让北疆自给自足,更有大量余粮可调拨后方,或用于交换急需的物资。定王朱由检站在新建成的“北疆总督府”望楼上,俯瞰着磐石堡外一片繁忙的收获景象,冷峻的眉宇间却不见多少轻松。
“殿下,今岁各堡屯田总计收获粟麦豆黍逾百万石,存贮各仓,足以支撑至来年夏收且有富余。”新任的北疆屯田使捧着厚厚的账册,语气中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朱由检微微颔首,目光却投向更北方依旧苍茫的山林。“粮足是好事,然人心易足亦易生变。传令各堡,收获期间,防务等级不得降低!‘铁血骑’巡哨范围照旧,尤其注意北方山林间的异动。”
“末将明白!”李永芳肃然应道,随即又呈上一份密报,“另据夜不收回报,斯捷潘残部与多尔衮败兵似有合流迹象,虽暂无大举南下的征兆,但其小股马队袭扰我边境部落与商队之事,近来愈发频繁。且……似乎有不明身份的汉人,在暗中与其接触。”
汉人?朱由检眼神一凝。这意味着北疆的威胁,可能不再仅仅是外部的蛮族,更掺杂了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或许是流放的罪犯,或许是某些利益受损、铤而走险的边商,甚至是……更复杂的势力。
“查!”朱由检的声音冰冷,“无论是谁,敢通虏资敌,一经查实,立斩不赦,株连三族!同时,加强对各屯点、集市的管理,严格核查往来人员身份。”
仓廪虽实,然边患未靖,更添内忧。朱由检深知,治理北疆,远非单纯的军事胜利与粮食丰收所能涵盖,人心的复杂与利益的纠葛,是比罗刹骑兵更难以对付的敌人。
龙安州,秋日的阳光为繁忙的工坊区镀上一层金色。二代蒸汽机的成功推广,使得龙安的生产力迎来了新一轮的飞跃。水力与蒸汽动力交织,织机如飞,锻锤轰鸣,各式各样的“龙安造”货物,从布匹、铁器到改良农具、日用杂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通过日益通畅的商路,销往帝国各地乃至海外。
然而,国舅爷柳文耀却在自己的签押房内,面对着一份令他眉头紧锁的报告——来自州衙“金融司”的《龙安州物价及工钱变动分析》。
报告清晰地显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白银的大量流入,龙安州的物价,尤其是粮食、布匹、地价和房租,在过去一年里出现了显着且持续的上涨。与此同时,虽然工匠们的名义工钱也在提高,但其涨幅远跟不上物价的飙升,实际购买力不升反降。一些早期卖掉土地进入工坊的农户,开始感到生计压力;而原本安于现状的农民,看到工坊工匠看似“高薪”实则购买力缩水,也对进入工坊产生了犹豫和抵触。
“国舅爷,长此以往,恐生民怨啊。”金融司的官员忧心忡忡,“而且,工坊主们也在抱怨成本上升,利润变薄。”
柳文耀放下报告,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片由他亲手缔造的工业奇迹,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推动了生产力的革命,却未能完全掌控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剧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劳资矛盾……这些陌生的词汇背后,是帝国从未面对过的新挑战。
“即刻召集工商司、户房及各行会首领议事。”柳文耀沉声道,“商讨平抑物价之策,州衙可动用部分库银,平价投放粮食、布匹等必需品。同时,研究制定‘最低工钱’指导,确保工匠基本生活。对恶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者,严惩不贷!”
他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稳定粮价,在于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以消化产品,在于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是烟囱与齿轮,更是一整套需要重新构建的社会运行规则。柳文耀意识到,他面临的,是一场比技术攻关更为复杂的治理考验。
东南外海,大明皇家海贸总公司的旗帜,在越来越多的航线上迎风招展。整合后的海商力量,在张献忠的强硬手腕和朝廷水师的保驾护航下,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龙安出产的优质布匹和铁器,成为南洋乃至印度洋沿岸市场上的抢手货,换回了巨量的白银、香料、珍稀木材以及各种异域物产。
然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触动旧有势力的奶酪。这一日,张献忠在福州总督行辕,同时接见了葡萄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与以往不同,这次两位代表的脸上,都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与隐隐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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