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三年的盛夏,帝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惊雷与暗涌后,并未迎来平静。各方势力在短暂的震惊与调整后,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考验着帝国中枢的定力与各方砥柱的智慧。
北疆大捷与“云龙会”核心网络的暴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朝堂这潭深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捷报传来,朱由检的威望如日中天,“镇北大将军”的威名响彻朝野。然而,随之而来的“玄狐”身份揭秘——竟是致仕多年的前朝翰林院学士周文瑞,且其背后可能牵连更广的朝野关系网——却让整个北京城陷入了另一种紧张。
都察院、刑部、东厂、锦衣卫如同上紧发条的机器,围绕着周文瑞及其可能存在的党羽,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秘密调查与缉拿。一时间,京城内外,暗流汹涌,不少与周文瑞有过诗文唱和、同年之谊,甚至仅仅是在某些公开场合表示过对边政不满的官员,都感到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一些清流言官趁机上书,或明或暗地提醒皇帝“勿兴大狱,恐伤国本”,暗示朱由检在北疆“权柄过重”,需加制约。而另一些与边镇将领、勋贵集团关系密切的官员,则对“云龙会”可能涉及的边镇武将问题噤若寒蝉,试图将调查方向局限在文官系统内。
乾清宫内,朱常洛面对着雪片般的奏章,神色冷峻。他深知,清洗是必要的,但过度扩大化则会动摇统治根基,甚至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来打击异己。他一方面严令骆养性、王安,查案需证据确凿,不得牵连无辜,务求稳、准、狠;另一方面,则明发上谕,高度肯定朱由检及北疆将士之功,申明朝廷肃清内奸、巩固边防之决心,以安定人心,震慑宵小。北疆的雷霆一击,其震荡正从边关迅速蔓延至帝国的权力中枢。
龙安州,蒸汽工坊爆炸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但在皇帝明确支持和柳文耀的强力推动下,停产整顿的工坊在全面排查隐患后,已陆续恢复生产。那部由血泪教训凝结而成的《蒸汽机安全操作规制(龙安暂行)》被刻成石碑,立于各大工坊门前,所有工匠必须熟记并通过考核方能上岗。
与此同时,柳文耀敏锐地意识到,技术优势若不能转化为制度和标准优势,终将被模仿和超越。他借着工部官员和格物院筹备人员在场的机会,大力推动龙安州内部的“标准化”运动。他组织工匠,对龙安出产的布匹宽度、纱线支数、铁器规格、乃至螺丝螺母的尺寸,都开始制定统一的标准,并强制要求州内所有官私工坊逐步遵循。
“唯有规格统一,部件方可互换,工坊协作方能顺畅,质量方能稳定可控。”柳文耀在州衙会议上对心存疑虑的工坊主们解释,“此乃工业发展之基石,看似繁琐,实则长远之利。”
此外,他正式向朝廷提交了《请设龙安州工匠考评及晋升疏》,建议建立一套基于技艺水平、贡献大小的工匠评定和晋升体系,优秀者可获得“匠师”、“大匠师”等称号,并享受相应津贴与礼遇,打破工匠卑微的传统观念,从制度上激励技术创新。龙安,正试图从单纯的技术突破,转向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发展新模式。
东南福州,张献忠“以夷制夷”的策略开始显现效果。被迫接受条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挽回损失和重启贸易,不得不调集部分力量,对几股长期活跃在台湾海峡至吕宋一带、与荷兰人也有龃龉的大明海盗团伙进行了几次颇为卖力的清剿。虽然成效有限,但此举无疑在本就互相猜忌的西方殖民者与亚洲海盗之间,埋下了更深的钉子。
而张献忠则利用荷兰人提供的部分南洋海图信息,以及从俘虏和缴获资料中整理出的情报,开始着手绘制更精确的《大明东南海疆及南洋诸岛略图》。他命令水师侦缉船,依据新海图,对靠近大明沿海的岛屿、暗沙、水道进行更细致的勘测,为未来可能的远洋行动做准备。
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之间的固有矛盾,以及此次荷兰人被迫清剿海盗所引发的其他西方势力不满,开始巧妙地散播消息,挑动他们之间的竞争。一时间,关于荷兰人意图独占与明贸易、甚至与明国秘密结盟对付其他西夷的流言,在澳门、马尼拉等地悄然传播,引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局的警惕和交涉。东南海疆的主动权,在张献忠一系列组合拳下,正一步步向大明倾斜。
日本九州,萨摩藩的反叛并未如某些人预期的那样迅速被扑灭。岛津家凭借其在九州南部深厚的根基和彪悍的藩兵,加之初期战术得当,成功顶住了幕府先锋部队的进攻,将战事拖入了僵持阶段。这使得原本观望的西南其他强藩,如长州、土佐等,态度更加暧昧,甚至开始暗中与萨摩联络。
大明驻长崎使团馆驿,已成为一个隐秘的情报中心和外交舞台。杨涟(融合于谦武魂)坐镇馆驿,以其刚正不阿的气度,继续与幕府方面周旋,既对萨摩的“擅自举兵”表示“遗憾”,又不断强调大明希望与整个日本和平通商的意愿,让幕府抓不到直接干涉的把柄,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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