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八年的甲辰科会试，在万千士子的期盼与焦虑中如期举行，又在一片争议与暗流中落下帷幕。正如沈惊鸿所预感的那般，这一科成为了朝堂风气微妙变化的一次集中体现。
金榜题名者中，固然不乏擅长清谈、恪守程朱理学的传统士子，但一批关注实务、策论中能言之有物、甚至隐约提及“格物致用”的考生，脱颖而出者明显多于往届。这背后，既有徐光启等务实派官员在阅卷中的有意倾斜，也反映了部分敏锐士子对朝廷潜在需求变化的捕捉。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东林一系的失利。相反，他们凭借其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组织能力，依旧有大量门人弟子高中，且名次普遍靠前。新科进士中，既有后来成为东林肱骨、以风骨闻名的铮臣，也有少数被沈惊鸿、徐光启等人看好、思维更为开阔的“异数”。
放榜之后，便是喧嚣的拜座师、会同年、结社论政。京城各大酒楼会馆，日日笙歌，夜夜宴饮。清流与务实派之间的理念差异，在这样密集的交锋中愈发清晰。东林士子往往高倡“君子不器”，强调道德人心为治国之本，对沈惊鸿所倡导的“奇技淫巧”和“与民争利”的理财之策多有抨击。而务实派进士，或在徐光启门下受教，或亲身见识过新军械之利、瘟疫防治之效，虽在公开场合言辞谨慎，私下交流中却更倾向于探讨如何富国强兵的具体方略。
这种分化，在不久后举行的殿试策问中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万历皇帝久不视朝，此次殿试亦只是循例露面，策问题目由内阁拟定，中规中矩，无非是询问士子们对王道、吏治、边防的看法。然而，在进士们的答策中，却明显看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一部分引经据典，空泛地强调“正心诚意”；另一部分则开始尝试引用数据（如边镇粮饷消耗、漕运效率对比），甚至有人大胆提及“泰西算法于测量之精”、“火器之利关乎国运”，虽言辞含蓄，但其倾向已呼之欲出。
这场科举，没有明确的赢家，却清晰地划出了未来朝堂争论的又一条战线。
深植根基：技术扩散与人才培养
面对科考带来的新风向与潜在的阻力，沈惊鸿并未急于在朝堂上争一时长短。他深知，理念的认同需要实绩的支撑，而实绩的创造，离不开更深厚的根基。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技术扩散与人才培养这一更为长远的事业上。
在太子的支持下，“格物学堂”进行了扩建，不再仅仅面向军中子弟和工匠学徒。沈惊鸿与徐光启商议后，开设了“格物专修班”，面向社会招收具有一定算学、几何基础的年轻学子，甚至吸引了几位家境贫寒却颇有天赋的新科进士旁听。课程内容也更加系统化，涵盖了基础数学、简易力学、光学初识、地理测绘以及火器原理概论等。沈惊鸿亲自编写部分教材，将现代科学知识巧妙地融入传统“格物”框架之中。徐光启则负责讲授《几何原本》等西方着作，以其深厚的儒学功底为“西学”正名，减少了学员们的接受障碍。
同时，“动力研习所”和“精密制造局”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技术骨干。沈惊鸿推行了“匠师等级制”，根据工匠掌握技能的复杂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评定等级，与薪俸、待遇直接挂钩，打破了以往论资排辈的陋习。他还从“格物专修班”中选拔优秀者，进入研习所和制造局担任“见习司务”，负责技术文档整理、工艺流程优化和数据记录分析，旨在培养一批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技术管理人才。
这些举措短期内看不到显着成效，甚至需要持续投入，但沈惊鸿坚信，这是为未来的科技腾飞埋下种子。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了相当数量的、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技术革命才能真正生根发芽，而非仅仅依赖于他一个人的“先知先觉”。
琉球余波与海军建设
前往琉球宣威的大明水师舰队也已传回消息。装备了新式舰炮的明军战舰在琉球海域展示了强大的火力，萨摩藩军队慑于大明军威，未敢正面交锋，但也并未立刻退出琉球，双方形成了对峙。大明水师的存在，极大地鼓舞了琉球境内忠于明朝的力量，抵抗运动此起彼伏。朝廷内部对于是否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存在分歧，主和派认为当见好就收，避免与日本陷入长期冲突；主战派则以沈惊鸿、部分兵部官员为代表，认为必须彻底驱逐倭寇，维护宗主国权威，并可借此机会锻炼新式海军。
最终，在太子朱常洛的权衡下，采取了折中方案：水师主力暂时驻泊琉球周边海域，保持高压态势，并继续向萨摩藩施加外交压力，要求其无条件撤军、释放琉球国王；同时，命令东南沿海加紧建造、改造更适合远海作战的大型战舰，并优先为水师换装更多改良火炮。沈惊鸿提出的“皇家海贸船队”的构想，也借此机会再次被提上议程，与海军建设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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