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官吏。
秦及汉初时，二者本为一体，并无分野。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吏之间始有“通经义”与“精实务”之别。
至隋唐科举大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便彻底横亘于官与吏之间。
高高在上的官大夫，为世人所敬仰。
而吏，则渐沦为下九流，被视为贱役。
及至大明，官乃经朝廷铨选、陛下钦点的“老爷”。
是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后赢得的尊荣身份。
他们执掌印信，决断事务，享朝廷俸禄，有考课升迁之途，是真正的“治人者”。
而吏，则多为地方招募、甚至世代相传的“办事员”。
他们操持簿书、钱谷、刑名等具体琐务，地位卑微，俸禄微薄乃至无。
常被蔑称为“胥吏”、“衙蠹”，永无转为正官之望。
朱祁钰那句“把他们转为官！”，如一道惊雷在诸位大臣耳边炸响，余音回荡，震得众人一时失语。
于谦最先回过神来，震惊道：“所以，王爷的意思是，让举人、秀才们去出任这些由吏转来的官职？”
“自然如此。”朱祁钰淡然道，“否则呢？正如元辅所言，他们毕竟学识有限，岂能贸然直接授予主印官之职？”
陈循连忙插了一句：“臣绝无贬低他们学识之言，还请王爷莫要如此说。”
他是被整怕了，此前得罪江南豪绅，得罪魏国公，都是被朱祁钰抓住他的话柄被按上去了。
这次，他可不愿又因此而得罪天下的举人，秀才。
朱祁钰摆手笑道：“好，不说便是。”
“王爷，陛下！”王直忍不住道，“官、吏之别，关乎国体，岂可轻易更易。即便中枢吏员可转为官身，那地方州县又当如何？”
他越说越是激动：“官员流转，新至一地，人情不熟，全赖本地胥吏辅佐理事，方能施政。若将吏员也转为流官，与新任官员一般调遣，则无人熟知本乡情弊，政务如何推行？岂不天下大乱？！”
朱祁钰早料到有此一问，神色不变，从容道：
“王尚书所言，正是胥吏之祸的根源所在。正因其盘踞地方，世代不移，宛如地头之蛇，故能欺上瞒下，玩弄律例于股掌之间。”
“官如流水，吏是铁打的营盘，这营盘盘根错节，早已成了藏污纳垢之所。本王就是要打破这铁打的营盘，让他们流动起来。”
所谓吏员，最受官老爷们看不起，然理政之时，却又离不开他们。
故而新官上任之前，吏部还会专授其管制吏员的手段。
官员私下更将此视为必学之术，称之为“驭吏术”。
这门课，非得好好学不可。
若学得不好，轻则被吏员架空，沦为只知盖印的画押老爷。
重则因吏员恣意妄为而丢官罢职，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亦不罕见。
“至于王尚书所忧，不过是技术之困，易解。”朱祁钰续道：
“可定新规，令一地主官与吏转官之任期错开一年。要么是新官配旧吏，要么是旧官配新吏，总有人熟悉情弊，何愁政务停滞？此举更能防其长期勾结，滋生腐败！”
不待众人反驳，朱祁钰继续抛出他更为宏大的计划：
“此外，本王意在乡镇一级，普设乡官、镇丞之职，可由本地童生充任。”
“他们无需流转，其职责之一，便是协助新来的流官熟悉本乡本土之人情世故、田亩户籍。有此基层锚点，何惧官员流动？”
话音落下，暖阁内却陷入了一种比方才更为诡异的寂静。
如果说“吏转官”和“错开流动”还只是在现有的官僚体系内动刀。
那“普设乡官、镇丞”，便不啻于将整个基层治理彻底解剖、重塑。
这意味着朝廷的统治触角，将越过州县衙门，直接、正式地伸向每一个乡、每一个镇。
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的乡治传统，将被彻底打破。
那原本由宗族与乡绅自治的领域，将被正式纳入国家的直接管辖。
这其中所蕴含的魄力、风险与将面临的阻力，远超常人想象。
“王爷！”于谦震惊出声，“您欲设乡官，将朝廷威德布于乡野，此心此志，于谦敬佩。然此举牵涉之广，影响之深，绝不亚于清丈田亩！”
“千年来，乡野乃士绅之地。王爷此举，无异于派官分其权，夺其利。彼等虽不敢明抗王命，然阳奉阴违、暗中阻挠、甚至煽动民意，其力不可小觑。推行之下，恐地方扰攘不安！”
先前“吏转官”之议对他们的冲击尚未消化，于谦这一番话，才真正点醒了众人。
“设乡官”三字背后所代表的，远不止是官制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之变。
陈循语气激烈，紧随其后：“于尚书所言极是！王爷，乡绅自治乃祖宗成法，亦是地方安定之基石。若于乡野强设流官，此非仁政，必将天下骚然！请王爷务必收回此议！”
江渊亦道：“朝廷宜垂拱而治，抓大放小。增设乡官，实是与天下士绅争权，确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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