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阿福把登记簿抱进讲堂时，林昭正站在桌边翻看排课表。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课程，可算来算去，算学、医卫、机关三科的老师还是不够用。昨天报了名的孩子里，有二十多个点名要上李石头的几何课，可一个班最多只能收八人，再多就没人手带实操了。
他抬头问阿福：“昨晚睡得怎么样？”
“没睡。”阿福搓了搓脸，“我数了三遍，现在咱们有十一门新课要开，可能教这些课的先生加起来才七个，还都兼着好几门。”
林昭点点头，把笔放下。展台还没拆，外面地上还留着孩子们画水车结构的粉笔印。百姓送来的鸡蛋堆在窗台上，有人放了一小袋米，上面贴着纸条：给先生们煮粥喝。
这说明书院被认可了。但认可之后，问题更急。
人多了，课跟不上，学生来了也学不好。这不是名声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
他走出讲堂，迎面碰上周夫子。老人手里拿着一份学生交来的《田亩核算作业》，眉头皱着。
“怎么了？”林昭问。
“这孩子算错了三厘地，不是他不会，是没人手一个个改题。”周夫子叹气，“以前一人教百人，靠背书听讲就行。现在你们这课，每一步都要练，每一题都要批，光有热情不够啊。”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们就去找人。”
“找谁？”
“天下所有会这些东西的人。”林昭看着远处正在扫院子的学生，“不一定是进士，不一定是官学出身。只要他懂，只要他愿意教，我们就请。”
周夫子愣了一下：“你这是要打破规矩。”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林昭说，“孩子等不起，我们也没时间慢慢等科举出人才。今天就开始，你负责北线，我去南边，分头走，一个月内，带回十位真本事的先生。”
当天下午，两人就定了名单。目标不是大城书院，也不是朝中退隐官员，而是那些藏在民间的能人——镇上算账的老账房、乡间行医的土郎中、深山里研究历法的老秀才、甚至商会里精通《九章算术》的商人。
林昭第一站去了临溪镇。
镇上有位姓陈的老者，六十多岁，一辈子在商号当账房，写过一本手抄的《市廛算法》，讲的是如何用珠算快速核清粮税、分摊工钱。很多人拿它当工具书用，但从没人想过请他当先生。
林昭带着书上门时，老人正在院子里晒药。
“您这本书，我让学生试用了。”林昭把一叠纸递过去，“他们用您的方法重新算了去年全县的水利分账，发现原来多收了三百二十七石米。”
老人手抖了一下。
“这……这怎么可能？”
“因为原来的算法太粗，按户头平摊，不管田地远近、用水多少。”林昭说，“您这个‘加权核算’法，考虑了距离、坡度、灌溉频率，才算准了。”
老人坐下，一页页翻学生的作业，眼眶红了。
“我教了一辈子算盘，教的都是掌柜防伙计贪污。”他声音发颤，“从没想过，还能帮穷人算明白自己该交多少粮。”
林昭跪下，行了拜师礼。
“我不是要您做客卿，是要您做算学主教。每天两节课，带学生做真实账目，教他们怎么不让官府多收一粒米。”
老人扶起他，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回了一句：“我跟你走。”
与此同时，周夫子进了南山。
他在一处茅屋前找到了原国子监博士孙怀礼。此人十年前因反对八股取士被贬，隐居山林，种菜读书，不再过问世事。
周夫子说明来意，对方冷笑：“你们搞的那个书院，是不是连《论语》都不背，整天摆弄木头轮子？”
“我们背《论语》，也教孩子造水车。”周夫子拿出几份材料，“这是学生写的《农具改良图说》，这是疫病防控记录，这是用杠杆原理设计的独轮车图纸。”
老人翻着翻着，停住了。
“这孩子说，他爹挑担压坏了腰，所以想做个省力的架子……”
“对。”周夫子说，“他们不光想，还动手做了。做好了，全村人都在用。”
孙怀礼站起身，走到院外，望着远处山坡上挂着的简陋引水槽。
“我以为天下再没人关心民生实务。”他低声说，“原来还有人在做实事。”
三天后，他跟着周夫子下了山。
消息传开，陆续有人主动来投。
有个游方医生，专治小儿惊风，走过十二县，救过上百个孩子。他听说书院要设医卫课，连夜赶过来。
“我不识字，讲课怕讲不好。”他说。
“你就讲你怎么认病、怎么用药、什么时候该烧开水消毒。”林昭说，“这些比背《黄帝内经》重要。”
还有一个老工匠，曾在工部干过三年，后来因直言被逐。他会做机关锁、水力磨坊，还会修桥。
“我这种人，也能教？”他问。
“你不教，谁教？”林昭说，“阿福现在能建石桥，就是看了你当年留在驿站的一张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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