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半夏的法律服务站,在沈墨的认知里,逐渐从一个提供法律援助的站点,演变为一个储存着玉泉县另一面真实的小型档案馆。
深夜探查后的第二天下午,沈墨再次来到这里。这一次,许半夏没有直接讨论王德贵案的进展,而是从身后的文件柜里,搬出了几个厚厚的、按类别整理的活页夹。
“沈主任,如果你想真正理解王德贵案,理解玉泉县很多问题的根源,或许应该看看这些。”许半夏将活页夹在桌上摊开,神色凝重。
沈墨随手翻开一本标记着“征地补偿与村民权益”的夹子。里面并非枯燥的法条,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带着痛感的案例摘要:
· 案例A-07: 大柳镇三岔村,以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为由征地,补偿标准远低于省定标准。村民多次上访,回复均为“符合县里相关规定”。后经查证,所谓“规定”是一份未经合法程序、早已过期的县级会议纪要。
· 案例B-13: 河口乡,扶贫搬迁项目,新房建成后质量低劣,漏水裂缝严重。村民投诉,各部门相互推诿,最终认定“符合当时建设标准”,而当时的标准,已被新规取代。
· 案例C-22: 城关镇老城区改造,商户停产停业补偿发放不到位。相关部门以“政策衔接存在空窗期”为由拖延,而所谓的“空窗期”,长达两年之久。
每一个案例后面,都附有许半夏整理的证据链、法律分析以及最终(往往是失败或无果而终)的处理结果。沈墨注意到一个共同点:许多问题的症结,并非完全没有政策,而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被选择性适用,或者利用政策的模糊地带、新旧衔接的漏洞,来达到拖延、敷衍甚至侵害民众权益的目的。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许半夏语气平静,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在玉泉,很多时候,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反而成了制造问题或掩盖问题的屏障。一句‘按规定办’,可以堵住所有质疑的嘴,哪怕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或者被曲解执行。”
她又翻开另一本标记着“企业改制与职工安置”的夹子,里面的一些案例,隐约指向了县里某些与城投公司关系密切的“僵尸企业”和资产流失问题。
“你看,”许半夏指着一份泛黄的职工安置协议复印件,“这家农机厂改制,土地和设备评估价远低于市场,被一家新成立的‘实业公司’低价收购,而这家实业公司的法人,经查是城投公司某位前高管的妻弟。几百名职工的安置费,至今还有一半没着落。”
沈墨一页页翻看着,心情愈发沉重。这些案例,像一块块冰冷的拼图,拼凑出玉泉县光鲜发展表象之下,另一幅布满裂痕的图景。政策僵化、执行扭曲、利益输送……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共同构成了阻碍玉泉发展的深层顽疾。
王德贵案,绝非孤例。它只是这个庞大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这些案例,你都尝试推动过吗?”沈墨问。
“大部分都尝试过。”许半夏点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法律途径、信访渠道、甚至借助过媒体监督。有些取得了微小的进展,但更多是石沉大海。阻力不仅仅来自利益方,更来自那种无处不在的‘惰性’和‘捂盖子’思维。很多人觉得,只要表面稳定,盖子不揭开,问题就不存在。”
她合上活页夹,看向沈墨:“所以,沈主任,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拖欠补偿款的城投公司,而是它背后那一整套运行多年的、僵化而充满漏洞的治理逻辑和利益格局。”
沈墨沉默良久。许半夏的案例库,像一面镜子,让他更清晰地看到了玉泉县病症的根源,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这不再是单纯解决一个信访积案,而是要在密不透风的墙上,凿开一道缝隙,透进一丝光亮和改变的可能。
“我明白了。”沈墨抬起头,目光坚定,“正因为困难,才更需要有人去做。王德贵案,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他拿起笔,在空白的纸上开始勾画:“我们从政策依据、资金流程、项目现状三个方向同时入手。你负责法律层面,深挖补偿协议和项目审批的合法性问题;我来梳理资金流向和城投公司内部的决策链条;至于项目现状……”
他顿了顿,想起昨夜那辆神秘的货车:“我们需要弄清楚,那块地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或许是打破僵局的关键。”
一个清晰的、多管齐下的调查方案,在两人之间形成。目标明确,分工清晰。
撬动冰山的第一根杠杆,已经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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