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各类法事活动是哲蚌寺学习班每个学员的必修课，传召大法会是每年规模最大的法事活动，一般在正月初三至初十举行。每每逢会，上万的僧人聚集在大昭寺广场及附近，袈裟似海，经声如涛。围观者也是成千上万，因法会布施比平时布施功德更大，因此人们纷纷将哈达和裹在包内之钱物投入场中。一时间，哈达如飞云，钱物似急雨，而在场的僧人必须保持一贯的姿式，不停地诵经，不许东躲西闪、抱头捂脸，于是一个个光头成了标靶，直打得场内龇牙咧嘴，场外兴高采烈。格鲁戒律极严，布施一律上交，大部归寺庙，余下的由全体僧人均分。达赖喇嘛也以僧人的身份领取一份儿。
桑结在哲蚌学习时，每年都参加大法会。女孩子们专门将钱物首饰瞄准这一帮学僧投掷，以致于会前许多僧员都争着留下护寺，不愿参加法会。桑结最认真，坐姿端正，目视前方，因此也招来更多布施，哈达落在头上，飘在脸上，他都顾不得拂去。多年后，他在一次开示中感慨地说：“大师发起的传召法会是宏扬佛法的好形式，就拿投放布施来说，使僧人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体验到与众生的依存关系，三宝普度众生，又靠众生供养，众生布施三宝，在普度着自身同时也在普度着众僧。所以佛祖在《金刚经》中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传召大法会，听着大昭寺广场传来的诵经、辩经声，五世达赖真想再去经场亲睹那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只是近来腿足常感不适，他知道这是小时候那段日子留下的后遗症。不过也不寂寞，除了桑结和益西总管，还有五世班禅派来拜年的使者和三大寺前来请安的代表。
“大法会还是大师开启并传承下来的。格鲁屡遭打压，能坚持不散，大法会功不可没。现在环境好了，大法会在组织过程中，要凸现它的本来意义。”五世达赖顿了顿，示意大家用茶，又接着说，“我曾经下场参加过一次辩经，输了，差点儿让僧众把我扔到墙外。这么多年来，我经常回忆，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在座的人都没听说过这件事 ，投来好奇的目光。
五世达赖的目光穿透岁月，缓缓叙述着往事。
“那年还不到三十吧，第十一饶回水马年，老汗王带兵除掉了藏巴汗，成立了甘丹颇章政府。黄帽僧扬眉吐气，高兴啊。第二年正月大法会，是我和前世班禅佛爷主持的。那时法会共七天，先是诵经、请高僧讲经，后三天辩经。说实在的，过去环境险恶，东躲西藏，还真没有好好儿听过辩经，这回一听，很有趣味，场面也非常热闹，年轻人嘛，有点儿坐不住了。我问班禅佛爷能不能也下场去辩经。佛爷笑了，点了点头。”
辩经源于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苯教争夺信众的一种形式。宗喀巴将其规范化，作为大法会一项重要内容，并引入到僧员平时的学习、考核中，使之经常化、固定化，成为一名黄教僧人必备的宗教素养。辩经一般是一对一，一为问方，一为答方。答方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反问问方。问方多为站立，双臂舞动，表示提问；答方多坐，伸出双臂表示应对。考试中的辩经有裁判，平时法会或学习中，旁听者就是裁判。不但提问、回答要合佛理，反应还须快，即问即答。张口结舌、含糊不清或错了再说，都不允许，被认为输了。答问双方辩到兴头，往往手舞足蹈，语如连珠，旁边喇嘛也坐不住了，分别以呼叫或手势为其中一方加油。
“我选择作答方，从台上下去坐到指定的地方。场子里静了好半天，从墙角站起一个喇嘛，年纪与我相仿。走到我跟前，双方依例合十致敬。开始我们都有些紧张，开辩后就忘了一切。他单刀直入地问：卫藏四宗，何者更优？我回答：法门八万四，无高下之分。他又问：既各宗平等同为佛门，为何令彭措林寺换帽？我心里明白了，他是噶举觉囊派僧人。下边是我们之间的辩论，大意吧。
“‘贵教派追随藏巴汗，对格鲁和其他教派打击压制，几欲消灭，恶业昭昭，有今天的下场也是果报。至于贵教派的教义，各教派早有批判，就是噶举派也不以为然，拉你们进去，无非借用你们的力量而已。’
“‘藏地佛教源自印度，均系莲花生大师、阿底峡大师所传，各派同出一源，有何不同？’
“‘觉囊也讲空，但不是自空，而是他空，否定一切，只承认宇宙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佛，这与印度婆罗门教一样，只不过把梵换成了佛而已。否定了佛教的根本原则，即众生是佛，众生平等。’”
五世达赖喝了口茶，解释说：“觉囊作为一种假佛教早已不存在了，可当时格鲁刚上台执政，其他教派多有不服者，有人就利用觉囊的彭措林寺被换帽封书一事发难。我们二人已经不是单纯辩经而是辩论到现实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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