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01年，王守仁在二十九岁时领悟的这个道理，对他成为圣贤的人生志向，具备非凡意义。
要理清楚这点，我们就得往前回溯一个概念——
什么是‘理’？
我们都知道，王守仁‘格物穷理’的思想，是从圣贤书上学来的。
而当时最权威的圣贤，是一个名叫朱熹的人。
关于这个朱熹，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大家只需要知道，这是个很牛逼的人物就可以了。
牛逼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皇帝都想要和他攀附亲戚，以此为荣。
而这位朱圣人最核心的思想，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
‘存天理，灭人欲’。
听上去就很吓人是不是？
相信很多人会把这个观点等同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进而展开强烈的批判。
在这里我得稍微展开解释一下，这个哲学观点原本的面目，到底是什么模样。
朱熹认为，世界基本可以分成两大板块，一个叫做理，另一个叫做欲。
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它包括了一切美好的概念，但凡能让你生活美满如意的那些美好品德，都通通囊括在这个理之中。
欲呢？恰恰相反，它包含了所有的恶，比如人心的贪嗔痴等不好的东西。
所以朱熹得出一个结论，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人内心主观的欲，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同。
也就是为追求最崇高的理想，可以为此牺牲掉人的所有欲望。
而这个观点，也就成为了当时王朝各级官员的行为法则和思想纲要，在朱熹的威名和统治阶级的推动下，无人敢于质疑。
现在，你应该知道，王守仁在寺庙里诞生的这个人性永不泯灭的观点，有多么重要了。
他终于明确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朱熹可能是错的！
但至此，他成为圣贤的道路，也才走了一半不到。
因为他虽然意识到了将天理和人性进行分开，可能是不对的，但理到底是什么，要去哪里找，这个关键的问题他还没有想通。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在三十一岁那年，王守仁因为生病，在家乡会稽山的阴阳洞住下，休养了一段时间。
他开始意识到，佛道已经不能带给他更多的启发了。
因为佛道讲究的是出世，远离凡俗生活，也远离亲人。
但王守仁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毕竟这是十五岁就敢写信给皇帝，要求领兵打仗的熊孩子。
他对亲情也十分眷恋，气死老爸可以，抛弃老爸绝对不行！
于是他决定回归儒学的道路，沿着融入中国人生命血脉里的孝道，去继续追寻理的存在。
当他病愈走出阴阳洞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这第二次尤为重要的悟道，给他起了个新的外号——
阳明先生。
我们也从此用王阳明来称呼他，这也象征着，年轻的王守仁，长大了。”
“唉，”陈乐瑶忽然叹息一声，语气有点低沉，说道，“小时候我们总是盼望着快点长大，可长大之后，又往往想要回到童年。”
“是的，童年总是无忧无虑，可长大成年后，各种忧虑就接踵而至。”
“所以阳明先生也有这种长大后的苦恼吗？”
“当然，和苏轼遭遇的情况一样，王阳明身处的朝堂，死气沉沉，党争激烈。
1505年，正德皇帝登基，他建了个臭名昭着的‘豹房’，供自己玩乐，最得宠的宦官刘瑾，把持朝政，权势熏天，不知造下了多少冤案杀孽。
面对凶焰滔天的刘瑾，王阳明没有退缩，亲笔书写奏疏，上呈天子。
他知道这封‘举报信’必定会被刘瑾看见，招来祸端，但他义无反顾。
果然，刘瑾看见奏疏，勃然大怒，以皇帝的名义，将王阳明廷杖四十，关入锦衣卫大牢。
这里多说句题外话，按照明朝传统，其实杖刑的时候可以让受罚者以棉絮裹身，虽然也疼，但至少不会死人。
毕竟受刑的大多是士大夫嘛，家族关系盘根错节，真把人打死了，也会埋下隐患。
但刘瑾可不管你那么多，他不仅要求脱裤子打，还在那根杖上动手脚，外头做个皮套，里面放上砖头，所以经常是打完一轮后，里头的砖头碎掉，外面看起来还是完好无损。
遇到刘瑾讨厌的政敌，他就用这个方法，不知道光明正大地杀害了多少忠良。
还好王阳明年轻，身子健朗，扛过了这一劫难，然后被赶出京师，贬去贵州龙场，去当一名驿丞。
那时候的龙场非常贫穷，属于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穷乡僻壤，民风彪悍，而驿承又是个没有品级的小吏。
你想想，从堂堂状元之子，科举进士，朝廷命官，沦落到这般田地，仅仅是因为仗义执言，说了些忠言逆耳的话，对立志成为圣贤的王阳明而言，是多大的打击？
向内格物致知，盯着竹子看了几天，反而把自己弄生病了，向外治国平天下，又被肮脏的官场给来了次痛入骨髓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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