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驻地之后，我把军部的命令传达给杨运通，我看到他颧骨一耸一耸，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直接去执行了，接下来的工作要让他来办，把这3千多名娃娃合编到我们的队伍中去。
这些娃娃兵都剃了光头，女孩子留着齐耳短发，每人背着一个斗笠，斗笠上用红色油漆标注着编号和姓名，这是唯一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
之前留守的孤儿团的孩子看到我回来，异常兴奋，呼啦一下把我给围起来了，叽叽喳喳的问东问西，我是强颜欢笑，搂搂这个，抱抱那个，摸一下这个的头，踢一脚那个的屁股，一想到要把这帮孩子再次带进战场，我的心里堵得难受，当初宜昌逃难一幕仍历历在目。
这些孩子长高了一些，但是还是太矮小了。我捏了捏一个小兄弟的胳膊，疼得他呲牙咧嘴，还是太弱了。
我举手对众人喊:今天晚上炖牛肉罐头，管饱！
开饭之前召集所有营连军官一起开会，没有会议室，全部蹲在远离人群的大树下。
没等我说话，老荣就先问:要打大仗了？
我点头。
崔前进问:这些娃娃们也要上了？
我继续点头。
赵振江问:到时候能不能让我们营打先锋，把小弟弟们放最后？
江大淮也抢着说:我们营一定要打先锋的！
杨娃子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娃娃就莫跟老子们抢咯，老子们已经打了七年小东洋咯，你们才打几场仗？
参谋长杨运通正色说:都别吵吵，听团长的！
我那会啥也说不出来，又把皮球踢给他:让参谋长安排一下吧！
杨运通也不推辞，依旧一本正经地说:从目前战况来看，整个缅北和滇西战场都在反攻，形势一片大好，不必如此悲观。我们决定把所有的娃娃兵分散补充到各连排，具体作战计划根据形势再行确定。
他说了等于没说，场面一度陷入尴尬，都默不作声。
常先生插话说:都别那么悲观嘛，你们都是在印度接受过美军训练的，战斗力彪悍，在缅甸又打得那么好，只要咱们打得好，小娃娃们就越安全。团长你说对不？
我能说啥？只能点头:不错！准备吃饭！
5千多人一起吃饭的场景确实也壮观。没有桌子和凳子，大家都是十个一组围着一个木桶，每人手里端着一个木头碗，席地而坐，这就是我们在战场上吃饭的场景，饭菜很简单，牛肉罐头炖白萝卜，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来说，这已经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
我们作为高级军官，当然是有特权的，我们有一张三条腿的木头桌子，每人一个稻草做的马扎。
除了大家都有的牛肉罐头炖土豆，我们比其他兄弟多了一小盆煮蚕豆，塞一颗到嘴里，喷香喷香的，连壳都不舍得吐，云南当地的苞谷酒还是那么香醇。
常先生的爱人岳春华也主动跟我们坐在一桌喝酒。使得我们这些大老粗说话都小心翼翼，除了表示羡慕常先生艳福不浅之外，眼睛都不敢乱看。
我们尽量不去谈关于战争的任何话题，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道令人刺痛的疤痕。
按照规矩，应该补上份子钱的，我们每人凑了十块钱美元装在一个信封里塞岳春华，她坚辞不受，说我们这些都是卖命贱。
我们的脸色都不好看了，这个娘们好像有点不太会说话，怎么能说叫卖命钱呢？碍于常先生的面子，我们只是呵呵一笑。
常先生倒也不客气，他把信封接过来塞进口袋里，对他媳妇说:你们不了解这帮哥们，都是抠完屁股还要尝尝味的人，撒尿都用筛子过的，能让他们出钱不容易，这个便宜必须得占。
你瞧你瞧，这才是我们正常交流的方式。
许久没喝酒的原因，一碗酒下肚，大家的废话就多了起来。
女人更是如此，得知我们要带孩子去战场，她敲着桌子说:让孩子扛着枪去送死，是咱们国家的悲哀，国家内乱刚平，又出外患，社会贫弱不堪。不是因为咱们的老百姓不够勤劳，也不是不够聪明，你们想过没有，咱们也曾拥有让世界瞩目的文化，也曾有过傲视群雄的实力，是不是因为咱们社会的根基已经腐烂了？是不是根本制度的错误？为什么咱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强大？
她越说越激动，甚至站起身提高了嗓门。
杨运通似乎被蚕豆卡住了喉咙，不停地干咳，试图打断她的话。
我也一个劲儿地向常先生使眼色，我已经可以猜到她接下来有可能说到最敏感的话题了。
常先生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拉了拉自己的媳妇，示意她别说了。
岳春华压根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学习苏联的模式，人人平等，同心协力，一定也会像苏联一样强大，让外敌不敢在欺侮我华夏！可是某些人呢，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居然还不忘了残害同胞，蓄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我看他就是不想真心抗日，你们作为热血青年，一定要擦亮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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