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皇帝特别选拔淮安卫出身的三科武举陈启新担任吏科给事中。在此之前，陈启新曾上书朝廷，其主要内容如下：“当前朝廷存在三大弊端，第一，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一大弊端。虽然科举考生的文章中充满了孝悌伦理和仁义道德，似乎与古代圣贤的理念一致，但在实际政务处理中，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贪婪残酷，此前他们在文章中阐述的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究其原因，在他们少年学习时，老师和父亲教导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富贵荣耀，因此他们只知道提升自我地位和光宗耀祖，很少有人真正思考如何实践为国为民的宗旨。我之所以效仿贾谊痛哭，正是为此忧虑。
第二，按照资历晋升官员也是一大弊端。参照建国初年的例子，如典史出身的冯坚升至佥都御史，贡生出身的彭友信做到布政使，秀才出身的曾大官至尚书，那时并不完全受资历限制。到了嘉靖年间，仍实行多种途径选拔官员，而现在却过于依赖科学晋升这一途径，并且在这一途径内部还划定了严格的界限。贡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只是贡生本身，举人也只能停留在举人层面，贡生知道自己仕途有限，便不再追求更高的修养，而举人也知道自己的升迁空间有限，贪腐也罢，廉洁也罢，不如选择贪求更多。至于进士，他们认为天下官爵尽在掌握之中，与其他进士形成一体，相互勾结，同气连枝，打成一片，无人敢于追究，放纵不羁，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样一来，官员怎能不贪，胥吏怎能不污？偶有清廉自律的官员，大家反而认为他们是做作，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惊奇，进而排挤他们。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贾谊痛哭，也是为此痛心疾首。
第三，从知县和推官中选拔科道官员同样是一大弊端。知县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最初上任时还敬畏法规，但一旦被选为知府或推官，便不再顾及仁爱与正义，滥用刑罚，贪婪残酷并行。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科道官员的选拔制度。在他们还未担任科道官时，就以未来能够弹劾他人、影响他人命运的心态自居，而一旦他们担任了守巡司或府一级的官职，其他人也会因为他们可能成为科道官而对他们格外恭维和结交，希望日后能得到他们的提携和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哪还敢违背他们的心意，制约他们的行为？因此，他们虐待、剥削、颠倒黑白对待百姓，无所不用其极。可怜无辜的老百姓投诉无门，求助无路，无奈之下难免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贾谊痛哭，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国家正遭受这三大病症的折磨，导致文章华而不实，朋党势力日益壮大，人们只追求私利，无视道义，整个社会陷入了迷局，所有人都沉醉其中，不知觉醒。看看那些读书人，早年生活困顿，一旦考中举人，就有了无尽的优越感，等到考中进士，就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财富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试想一下，这些财富是如何一夜之间得来的呢？真是可悲！古人说，财富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朝廷手里。倘若财富在百姓手里，他们今天交纳赋税，明天交纳额外征收，至少还有流入朝廷的时候；即便是财富在朝廷手里，朝廷今天从内帑发放，明天从国库支出，也有流出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如今所有的财富都被中间的官员士绅剥夺了，何时才能重新流入社会、流通起来呢？不仅仅是财富不流入社会，这些官员自己无需承担赋税、徭役，他们的田产和出产的作物也没有赋税，而且还庇护那些逃避赋税徭役的奸猾之民，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就算财富偶尔流出，也只是用于购买科举功名、地方官职或是寻求升迁，往往是流出一两，又会流入十倍。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消耗？上行下效，风气日渐败坏，现在已经到了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不根除这些弊端，盗贼必定不会平息，皇帝的天下很可能会在空谈学问、崇尚虚名的迂腐儒生手中走向衰败。
因此，我在大明门外铺纸下跪，随时准备以死进谏，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法：一是应当尽快废除科举考试，去除空洞无物的文风；二是应尽快恢复孝廉选举，推崇实实在在的德行；三是应尽快废除知府、推官直接选拔为科道官员的做法，去除多年以来形成的骄横放纵的不良习俗；四是应尽快减免受灾地区的钱粮负担，救助连年遭受灾害、无处申诉的百姓。只有这样，真正的人才会脱颖而出，社会风气回归淳朴，国家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
这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上书深刻揭示了当时的弊病，皇帝对此颇为赞赏，因此特意作出了这次任命。当时朝廷中的执政大臣察觉到皇帝有意改革，预料会有特殊的提拔机制，所以让陈启新上书，借此打击善良正直的官员。陈启新上任后，只专注于用简陋车马等事务迎合皇帝简朴的喜好，但却不响应执政大臣的种种要求，因为他痛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信任。
译者注：1.在明朝科举制度中，贡生是指各地选拔出来送往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地位高于秀才，但低于举人，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但其社会地位和晋升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2.陈启新此人颇有争议。虽然疏三大病根说的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但是他本人人品似乎不佳，幸进之后一味阿谀逢迎皇帝，没有什么实干的记载。另外他是武举人转文官，文化水平有限，谈迁所着的明代笔记《枣林杂俎》曾记一事：陈启新有一次奉命出使经过南京，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发布了一项禁令，其中提到某个地点的问题，原文表述为“如此窒碍难通矣”。但是陈启新误将“窒碍”读作“窰碍”。后来陈启新到了京城，向上级汇报时，提到了靠近京城的陵墓区域窑户挖掘活动造成了损害，他还引用了李邦华之前发布的禁令作为证据。然而，李邦华发现陈启新误读了文件内容，并为此专门上疏辩解指出陈启新的误解，此事在当时成为了一个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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