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癸丑拷夹百官
《甲乙史》记载：贼军的稽勋司官员手持名单，召集京城官员刘余佑、孙承泽前来，两人刚坐下，就向刘余佑索要四万两银子，向孙承泽索要两万两，并且警告说：“你们应该尽快交出，如果拖延两天，就没有时间从容应对了。”午后，他们还召集所有文武官员点名，随后将这些人关押起来并断食一天一夜。直到次日早晨点名过后，贼军共捆绑了八百多名官员，五人一组，全部押送到外戚田弘遇
府中，由刘宗敏使用夹棍进行拷问，逼迫他们承认并交出所藏的赃银，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十昼夜。同时，贼军还逮捕了京城内的富商和居民，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逼迫他们交出财物，导致一千多人死亡。
各前朝官员每天黎明时分就要等待被点名，直到日中时分刘宗敏才出来，逐一点名审问。追拷坐赃的金额，重者达到数万两，轻者也有上千两。其中有一位名叫沈学录的官员最为贫困，也被迫招认藏了一百两银子，其他官员的情况可见一斑。对于交不出足够数额银两的官员，便被押解到前门的朝廷特许经营的店铺借钱，店主即便不认识借贷人，看到债券也立刻不敢不答应。有人见过这些债券，上面写着：“某官与其妻某氏，为求活命借款若干两”。所有的追赃工作主要由刘敏政、李牟两个伪都督主持，被捕官员一旦被带到，就会遭受严刑拷打，有一个御史甚至悄悄混入刘宗敏府中，成为他的幕僚，通过歌唱嬉戏的方式，得以免遭灾祸。所有投降的官员中，那些年轻貌白者，更是被贼军百般戏弄，甚至被迫充当同性娈童。
野史记载，贼军向各官员摊派军饷，无论是否启用他们，一律要求如数缴纳，稍有辩驳就会受到夹棍惩罚。有的官员在贼军各营被夹打，有的在监牢中被夹打，甚至负责押送的贼军也个个都能动用刑罚。他们对内阁官员每人勒索十万两，对各部、督察院等主官、锦衣卫指挥使每人勒索七万两，对科道、吏部郎官勒索五万或三万两，对翰林勒索一万两，对各部的下级官员按千两计算，而对勋贵则没有固定的数额，总之要榨取他们所有的财产，甚至要他们的命。英国公遭受酷刑而死，最为惨烈。
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贼军在全城范围内到处抓捕士大夫们，路上的行人也慌张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二十七日，牛金星在会极门点名，被留用的官员从东华门出，送往吏部登记录用，其姓名被张贴在部门门外；未被留用的官员则从西华门出，被持刀骑兵押送到刘宗敏、李牟二贼的私人寓所。锦衣卫镇抚司梁清宏及史馆、卫幕等杂流人员都被严刑拷打，竟然日夜不停。
二十八日，被贼军留用的官员头戴高帽、身着华服，趾高气昂地走在长安道上，未被留用的官员被逼迫交纳钱财，整条街坊都回荡着他们凄惨的哭喊声。那些遭受刑罚的官员，结果各有不同。杨汝诚因献上美女得以免于夹打，但未被留用；张忻未遭受刑罚，但他的妻子家人已被拷打，直到他交出一万两银子才被释放；郝晋交出五千两银子后得到释放，但未被留用；王都三次遭受夹打，每次交银后都被释放，最后一次夹打结束后便死去；顾鋐被夹打，他的仆人盗走财物后逃跑。
贼军准备撤退时，那些因索要钱财未果而受到严酷夹打的官员中，最严重的有大臣李遇知、王正志，词臣杨昌祚、林增志、卫允文；相对较轻的有金之俊、王鳌永、张维机、胡世安、李明睿等人。高斗光被追讨银两，贼军准备夹打他，他的儿子请求代替受刑，最终得以免于夹打。张允翔、雷跳龙、沈维炳、方拱干、杨士聪、赵士锦、李士淳、刘明某、吴邦臣等人则未被夹打，而是被囚禁。
四月初一日，宋献策说：天象惨淡，阳光微弱，应当暂停刑罚。初七日，李自成经过刘宗敏府邸，见到庭院中被夹打的三百多人哀嚎连连，半死不活。李自成说：上天已经降下警示，宋军师说应当减轻刑罚，应该酌情释放他们。于是释放了其中的十一名缙绅官员，以及其他的杂流、武弁、办事人员，总计释放一千余人。然而，此时已有过半的人死去。刘宗敏逼拷出上亿两银子，李牟较为宽容，所获银两不足一半，但他用自己的财产补足，因此受到人们的称赞。
初八日己丑，贼军释放了所有被囚禁的官员。于是，吴履中、张凤翔等人得以南归。御史冯候用、梁清宏身体肥胖，不堪用刑，释放后不久便死去。
贼军刚进城时，杀人并不严重，但几天后开始大规模杀戮，即使已经投降并被授予官职的官员，也会被各个贼将轮番审问，只要听说他们家中有金银，就会被锁去拷打。一个贼将审完后，另一个贼将会再来审问，拷打不断。每个贼将带领五十名随从，负责调查官民隐藏的财物，随从每人每天必须上报一件相关线索，被称为“公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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