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其实是现在汉代的人求学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远在上古时期，华夏处于时代的变革当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导致了整个政治层面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支持自己行为，注解自己的道义，导致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传统文化周礼的权威性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因此适当的进行改造，以便在新的国度变动当中，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对于未来的社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了举世关注的硕大的命题，引发了思想界的一次巨大的碰撞的火花，这就是百家争鸣。
此时的儒家其实并不是孔子对于自己的称呼，而是从墨家哪里得来的。孔子此时也仅仅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但是从汉代开始，儒家的地位就逐渐的在提升，渐渐凌驾到了其他的诸子之上。
这一点，斐潜无能为力。
不是一个皇帝选择了儒家，而是华夏选择了儒家，相比较黄老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尚法明刑，都不能提供出一个系统的社会阶层解决方案……
所以斐潜只能是从儒家的根本上进行一种尝试，试着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尚未完全成型的儒家教派当中，夹杂进去一些自己的想法。
而这种尝试，就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
斐潜恭敬的给蔡邕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双手奉上，说道：“师傅，今文、古文何异有之？”
蔡邕看了斐潜一眼，然后端起茶碗，啜饮了几口之后，将茶碗放下，才缓缓的说道：“今文纬妄。”
斐潜知道，其实在今文和古文经学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是除了方才对于孔子和周公的崇尚之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针对于经书的理解。
孔子和周公所谓的立像什么的，其实也仅仅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蔡邕作为一个古文经的学者，也未必一定是早晚三炷香的拜周文王，而是因为今文经将孔子推到了圣位，因此古文经的人将周文王拉出来与其抗衡罢了，因此像后世那样稍微对着孔子或是周公像略有不敬便要如何如何的，汉代当下还是没有。
蔡邕说的，便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大的根本区别。
其实这个所谓“纬书”，也是跟孔子神圣化相辅相成的，因为孔子为圣人，所以他说的话肯定不是普通的话语，自然在其中另有玄机。孔子为了后人能够不走弯路，便暗藏有一批解释经书的“纬书”，来让后来者能够明了“孔子的微言”。“微言”就是隐语，含有重大意义却不易察觉的话。
在汉代，最早出现的并不是古文学派，而是今文学派，因为秦朝的原因，所以当时很多书籍都流失了，汉武帝当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建立了长安太学，设置了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那时经书只有后来才称“今文”的那一种版本，还没有受到古文经书的挑战。董仲舒曾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其中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成分，成就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后来因为汉成帝时，刘向奉命将各地收集到的旧书加以整理校订，其子刘歆在协助父亲校勘时，发现一部用古文抄录的《春秋左氏传》，觉得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较为公平、正确，想必是左氏见过孔子，所以得其真谛。
刘向死后，汉哀帝命刘歆接替父职，刘歆就建议朝廷把《春秋左氏传》，连同同为古文经的《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
而治《春秋》出身的董仲舒所依据的文本是《春秋公羊传》，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左传是邪门歪道，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员，更是口诛笔伐，这个事件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第一次交锋。
斐潜说道：“读书如饮茶，冷暖当自知，若尽信书，可无书矣。”作为后世所谓树立权威，然后权威崩溃，搭建人设，然后人设垮塌的各种经历之后，斐潜明白很多东西只要是人写的，就必然会有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内，如果只懂得完全一股脑的全盘接受，那又和鸭子有什么区别？
“尽信书不如无书”并非是斐潜独创，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就已经提出来了。
蔡邕几乎是眨眨眼就明白了斐潜的意思，便捋了捋胡子，说道：“子渊欲以孟攻孔？此法……何为可信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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