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十月十三日，天刚蒙蒙亮，上海滩已经熙攘起来。
深秋时节的黄浦江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法租界东区的金利源码头上人头攒动，劳工们早早赶来，为了搬货那点微薄的收入翘首以盼。
金利源码头属轮船招商局管辖，在其北边，是英吉利太古洋行的码头，后者虽是上海数十家公司码头里规模最大的一个，但比起公家开设的金利源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早上七点，一艘装满舶来品的洋船停靠在五号码头，等待已久的劳工们立刻一拥而上，前赴后继地将甲板上的货物搬到码头仓库外堆好，等待督工登记造册。
然而，一直等到货物全部卸完，负责登记的督工费尔南也没有露面。疑惑的劳工们聚到一处，面面相觑，议论纷纷。
“督工他今天怎么迟到了？”一位劳工向身边的工友问道。
这劳工看起来约莫有四十来岁，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身穿一件半袖短衫，已经因为水洗而褪色，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胸前一排圆扣也掉了两颗。
那工友也是差不多打扮，他搓着双手，面露沉吟，似乎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过了片刻才摇了摇头。
五号码头的督工费尔南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十多年前随船来到上海，之后便一直在轮船招商局工作，在此期间，他尽职尽责，每天都来得很早，下工后甚至还会再花时间检查一遍自己的工作，确保没有任何失误后才离开。
劳工里有好奇的，问费尔南为何这般仔细，他答复说，自己曾经是一名水手，反复确认工作是船上的常态，现在已然成了一种习惯。
除了偶尔几次请病假，费尔南就再无旷工的记录，这样一个人居然会迟到那么长时间，着实是件稀奇事。劳工们在一块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又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费尔南还是没有露面。
大家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但没人登记，也不好把货搬进去，只能这么放着，这种看似怠工的诡异状况，很快就被当日轮值的巡查注意到了。
“啷个在做啥子？”巡查快步走上前来，大声向劳工们问道，“为哪般不去做工？”
他刚在六号码头教训了几个为工作名额争吵的劳工，溜达到这边又看到一帮人在仓库门前交头接耳，心情自然有些不悦。
“尤先生您早。”
人群当中，那位四十来岁的劳工跟巡查打了个招呼，他是这批劳工当中资历最老的那个，小时候上过几年蒙馆，肚子里有点墨水，因此常常代表劳工和领导交流。
“是这样，我们督工还没来，货没法入库……”
巡查名叫尤国昆，是个四川人，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几年时间，去岁刚刚升为巡查，因为年纪不大，未来还有升职的机会，所以工作起来丝毫不敢马虎。
尤国昆听了中年劳工的话，环顾周遭，确实没见督工的身影，便向他问道：“啷个叫啥子名儿？”
“尤先生，我叫王卓。”中年劳工恭敬地回答。
点了点头，尤国昆没说话，迈步走到仓库门口，看了一眼门上挂着的记录手册，随手拿下来翻了几页，再和那堆货箱上用黑油印着的数字编号比对了一下，发现册子里确实没有相关的记录。
他从胸前口袋里取出一支钢笔，看了一眼右腕上的手表，在册子上写下日期和时间，然后对王卓说：“我来记下，啷个把货搬仓库里头去噻。”
“哎，好嘞。”王卓应了一声，当即捋起袖子招呼一众工友干活。
尤国昆运笔如飞，在册子上记下了每箱货物的编号，写完一箱，就让劳工搬到仓库里。
等到货物全部搬进仓库，已经过了早上八点半，江上的薄雾在温暖的阳光下逐渐散去，但费尔南却依然没有出现。
“啷个督工常常迟到吗？”尤国昆问王卓，话里没有好声气，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王卓摇了摇头，因为刚刚搬了不少货物，身上那件短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一边摇着领口给自己扇风，一边喘着粗气回答说：“不，尤先生，费尔南先生他从不迟到。”
“费尔南？”
听到这个名字，尤国昆忽然想了起来，同事们经常提起一个工作十分勤恳的洋督工，有传言说，局里近期可能要安排他升职做巡查，而那个督工的名字正是费尔南。
要是把这事报上去，费尔南的升职就肯定泡汤了，尤国昆犹豫片刻，决定还是暂不上报，先派人去费尔南家里看看情况再说，于是对一众劳工问道：“哪个晓得费尔南住在哪儿？”
“尤先生，我知道他的住址。”王卓抬起手来，他作为劳工代表，去过费尔南家数次。
“那……你就去他家里瞧瞧看，”尤国昆吩咐说，“快去快回，有啥子情况直接汇报给我。”
“诶，尤先生，那我这就去了。”王卓点头应道，转身向码头外跑去。
从金利源码头到费尔南家的距离并不远，离开码头后，只要穿过黄浦滩大马路，再沿着台湾路的岔道进入住宅区，王卓总共耗费了不消一刻钟，便望见了费尔南家的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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