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就是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并以修身达观的生活功夫来处理世界事务。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
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这些可谓最早的也是最璀璨的中国哲学了。
到后来的法家哲学则多有改变，韩非子提倡的“学本黄老”，将“理”与“道”连结再一起，认为“道”是成为万物运行法则。吸取儒家仁义思想，与法家治理之数，产生道法共冶一炉，成为汉朝早期的黄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仍有发挥的舞台。
道家则自老庄玄虚之说，后来成为两晋大夫竞尚清谈，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彦德创立“玄学”。另外变化为方士神仙之术，自汉朝张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为“道教”之始。
等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人开始知道人有三世，六道轮回与善恶果报，知生有所从来，死知有所往。具体表现在信三世。佛家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因缘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轮回之中，人有生老病死，天有阴晴圆缺，花开花落，生灭相成。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虽然现世作恶而得福得寿，但其业果若不报于现世而将报于来世。因信三世六道，故信善恶定有果报，或报之自身体，或报之子孙，或报之来世。同时还引进了悔罪植福、延寿荐亡、修德禳灾、设供祈愿等观念。
佛陀之学即为佛学，佛学以因果轮回为理论，以五戒十善法为规律，藉以出世解脱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万事无常转变生死痛苦为理论。以无我、缘生、苦空为方法﹐以证得无为自在为目的。为达此目的强调需要出世与解脱，出世就是指必须厌恶世间**，不断自我修练，解脱是在脱离人世痛苦为目的。在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更进一步强调要舍己救世。可以说在秦汉一前，中国的哲学还是大有作为的，各派一展所长，只可惜经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灿烂的哲学也归为一家，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也就此终结，虽说有大唐的辉煌，那是唐人的包容，善于吸收，从而造就了辉煌。
到北宋后，罢黜百家的坏处也开始显露了出来，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这种理学渐渐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中国的哲学自南宋后，到明初一直停止不前了，正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天下人的思想只在圣人之言上，从而荒废了其他，尤其是唐宋以来的科技少之又少了，可以说儒术发展一千多年，能发展的都已经发展了，在想得道的人少之又少了，更别说科技人才了，他们的思想，认知、了解、甚至掌握这个世界，也变的狭小了，如此一来，整个国家，也因此裹足不前，难以存进。
而西方的哲学在经历千年后，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变化后，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家争鸣，无论是唯物，唯心都齐头并进，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大泰山似的人物，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相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自此形成了形成系统的学科，促使了欧洲的科学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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