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的灶火还没烧透汴京的寒气，一场比岁末寒风更凛冽的风暴，已彻底席卷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太学门前那场石破天惊的辩论，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了熙宁二年最后一块看似坚固的“遮羞布”。
舒亶那番“消极害义”、“背叛孔孟”的诛心之论，不再是朝堂上的窃窃私语，而是变成了公开的、激烈的、席卷所有士人乃至市井的汹汹议潮。
以御史中丞吕诲为首的一批清流老臣，在短暂的震惊和失语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愤怒。
恐慌源于那番话戳中了他们最深的痛处——不作为；
愤怒则源于一个“后进”御史，竟敢用他们奉若圭臬的孔孟之道，反过来将他们钉在“伪儒”的耻辱柱上。
他们的反击，果然如预料般展开，却带着几分气急败坏的苍白：
扣帽子：吕诲连夜草就弹章，率数十名言官联名上奏，斥责舒亶“欺世盗名，诋毁清流正士，其心叵测，动摇国本！”
奏疏中充满了“小人”、“奸佞”、“坏人心术”等激烈字眼，却对西夏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反复强调“君子不器”、“义利之辨”乃立身根本。
转移话题：在各类聚会、经筵上，守旧派大儒们开始大谈特谈“内圣方能外王”、“修身乃治国平天下之本”，试图将话题重新拉回他们熟悉的、安全的道德心性领域，指责舒亶等人是“舍本逐末，功利熏心”。
人身攻击：流言开始在士林圈中传播，诋毁舒亶“早年亦有瑕疵”、“性喜夸大以邀宠”，试图从私德上瓦解其言论的正当性。
然而，这套以往无往不利的组合拳，在这次却似乎打在了空处。
因为，那层最重要的“遮羞布”，已经被舒亶赤裸裸地扯了下来。
最让守旧派心惊肉跳的，不是政敌的反击，而是太学生的反应。
最初，那些受守旧派影响深厚的太学生，还试图为师长辩护，重复着“君子不器”、“重在修身”的老调。
但当他们拿着这套说辞去与同窗、甚至与市井中关心时局的读书人辩论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在汴河畔最负盛名的“清河茶馆”里，一场典型的辩论正在上演：
一位年轻的太学生涨红了脸，对围坐的众人道：
“舒亶此言，分明是重利轻义，坏我士林风气！圣人云……”
话未说完，便被一位身着旧青袍、显然是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冷笑着打断：
“风气？小相公，你口中的风气，可能挡住西夏人的铁骑？
能填饱西北将士的肚子？
吕中丞他们倒是‘重义’了，可除了整日弹劾这个、攻讦那个，他们可曾拿出一条安邦定国的实策？
舒御史话虽刺耳，可他问的，哪一句不是关乎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实话？”
茶馆里顿时一片附和之声。
另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插话：
“说得在理！咱们行商讲究个‘眼见为实’。
往年朝廷总说西夏是‘疥癣之疾’，可咱们往西北走的商队，哪年不被盘剥、劫掠？
若真如舒御史所言，这‘疥癣’已成了‘心腹大患’，那朝廷早该想法子！
光靠骂人，可骂不退党项骑兵！”
那位太学生顿时语塞。
他发现，以往无往不利的“圣贤道理”，在这些结合了现实感受的诘问面前，变得如此空洞无力。
守旧派师长们“理屈词穷便以势压人”的姿态，在年轻学子眼中，不再是德高望重，反而成了“颟顸无能”的明证。
舒亶的形象，在年轻士子心中悄然转变。
从一个“酷吏”、“幸臣”，变成了一个“敢言人所不敢言”、“直面惨淡现实”的孤勇者。
这种“反面教材”的效应，比任何说教都来得猛烈。
守旧派的激烈反应，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士大夫集团深藏的裂痕：
务实派（如曾布、章惇等中书门下新生代）：
虽未公开表态，但在私人场合，对舒亶的“敢言”表示欣赏，认为“早该有人戳破这层窗户纸了”。
中间派：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翻阅典籍，审视西北奏报，第一次认真思考“西夏问题”到底严重到何种地步。
舒亶的“六问”和守旧派的“三板斧”对比，高下立判。
底层官员与士子：长期受困于信息不畅和升迁无望，舒亶的言论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和思考的新方向。
“消极害义”四个字，像一把刀，剖开了他们心中对上官“清谈误事”的长期不满。
最显着的变化是，“西夏”不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令人沮丧的话题。
它成了从庙堂到市井都可以公开议论的“显学”。
茶楼酒肆里，人们开始争论西夏的军力究竟如何，边贸是该禁还是该管，朝廷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那层由“天朝上国”虚荣心和“华夷之辨”意识形态共同织就的、遮蔽了现实数十年的厚重“遮羞布”，被彻底撕下，露出下面积弊已久、危机四伏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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