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年秋,雾都重庆的雾比往年来得更早更沉。歌乐山的梧桐叶被江风卷着,在青石板路上叠出薄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像把无数没说出口的心事碾碎在风里。一辆黑色别克轿车破开晨雾,缓缓驶入“静心园”公馆的朱漆大门——车身上还沾着朝天门码头的煤烟,轮胎缝里卡着江滩的细沙,显然是刚从码头接人回来。
车门打开,邓翠新提着米白色藤箱走下来。月白色旗袍的领口别着枚银质银杏叶胸针,那是邓家祖传的物件,叶纹里嵌着的细巧蓝珐琅,在雾色里泛着淡青的光。她刚踏上公馆石阶,管家福伯就带着仆人们迎上来,手里捧着拧干的热毛巾:“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老爷在客厅里守着炭盆等了半宿,茶都凉了三回。”邓翠新点头应着,指尖无意识地触到胸针,忽然想起离开巴黎那日,教授握着她的手说“山城的雾浓,别丢了自己”——那时她还笑着答“我是重庆人,雾里能辨路”,可此刻望着公馆院里浓得化不开的雾,心尖竟莫名发紧,像被雾缠了根细弦。
谁也没料到,这缕慌慌的预感,三日后就成了掀翻邓家的滔天风暴。
那夜是陪都文化界的盛会,喜来登百乐门的音乐厅里座无虚席。邓翠新换了件桐色暗纹旗袍,坐在二楼包厢听小提琴独奏——她刚留洋归来,父亲邓大华特意让她多出席这类场合,一来熟悉重庆的商界人脉,二来也让她见见家乡的热闹。散场时已近子时,司机邱超开着车往静心园走,车行至佛墙河桥时,车灯突然撞进两团黑影——两辆无牌黑色轿车横在桥中央,像两只伏在暗处的兽。邱超心里一紧,刚要踩刹车,车后就被猛地一撞,车身瞬间往前冲了半米。他攥着方向盘急喊“小姐坐稳”,话音未落,左侧车门就被人踹开,铁门板撞在车身上,发出刺耳的巨响。
四个黑衣蒙面人举着枪,为首的那个径直把枪口抵在邱超太阳穴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邱超瞬间僵住。另一个人伸手,一把揪住邓翠新的胳膊,指节捏得死紧,疼得她倒抽口气。她下意识去摸领口的胸针——那是她此刻唯一的念想,却被人狠狠按在车座上,一块黑布猛地蒙住了她的眼睛,世界瞬间坠入黑暗。“别喊,喊一声就没命。”粗哑的声音贴着耳朵,带着烟味和汗味,她听见邱超闷哼一声,接着就被人拽着胳膊拖下车,塞进另一辆车里。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溅起的水花打在车门上,像极了她没忍住的泪滴,很快就被山城浓得化不开的夜雾吞得一干二净。
次日清晨,静心园的门房在台阶上发现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麻绳胡乱缠了几圈。邓大华拆开时,手指抖得厉害——粗糙的草纸上,墨迹潦草得像鬼画符,字里行间都透着狠劲:“邓公若欲见女,明日午时前备洋银二十万,于山城寺废庙交付。违则尸见。”落款没有名姓,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骷髅,骷髅的眼眶里洇着墨渍,像在淌血,看得人心里发寒。
邓大华“啪”地把信拍在红木桌上,桌面的纹路都震得发颤。他在重庆商界摸爬滚打三十年,开纱厂、办银行,从没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要挟过。可女儿在人家手里,他半分不敢耽搁,当即拨通山城警察厅的电话,又托关系找到警备司令部的王司令,许了重金请他们尽快找人。可陪都是什么地方?逃难的、经商的、做官的、混江湖的,三教九流挤在弹丸之地,街面上的无牌车比有牌的还多,警方查了一上午,从佛墙河桥摸到山城寺,连绑匪的半片影子都没摸着。更让人心慌的是,邓家派去打探消息的管家,刚走到山城寺附近的巷口,就被两个精壮汉子拦下来,冷冰冰警告“别耍花样,老实备钱”——绑匪竟像长了眼睛,把邓家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
警察厅的刘厅长急得直搓手,最后咬着牙说:“邓先生,这事寻常警力办不了,得找军统的人。有个叫李家卫的,开了家‘山城侦探社’,专办这种疑难案子,听说后台硬得很,您找他试试。”邓大华像抓着救命稻草,当天就带着五十根金条找到李家卫。那李家卫倒也体面,穿一身挺括的洋装,办公室里摆着进口留声机,正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他看了信,指尖敲着桌面笑:“邓先生放心,三日内必给您消息。”收了金条,当天就带着人出去查案。
可谁知道,这一查就是三个月。
李家卫确实有几分本事——中央警校毕业,早年在上海巡捕房干过,查案的路子野得很。他先是扒着邱超的社会关系查,从街坊邻居问到远房亲戚;又去佛墙河桥附近蹲了半个月,连桥下的水草都翻了遍;甚至摸到贫民窟的烟馆里,跟三教九流套近乎——可绑匪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留下半点痕迹。更糟的是,他每次刚摸到点线索,转头就被人掐断:前一天找到的目击者,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跑了;刚盯上的可疑人员,转眼就没了踪影。邓大华天天打电话催,警察厅天天派人问,李家卫焦头烂额,最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军统局跑,找顶头上司戴老板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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