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年秋，雾都重庆的雾比往年来得更早更沉。歌乐山的梧桐叶被江风卷着，在青石板路上叠出薄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像把无数没说出口的心事碾碎在风里。一辆黑色别克轿车破开晨雾，缓缓驶入“静心园”公馆的朱漆大门——车身上还沾着朝天门码头的煤烟，轮胎缝里卡着江滩的细沙，显然是刚从码头接人回来。
车门打开，邓翠新提着米白色藤箱走下来。月白色旗袍的领口别着枚银质银杏叶胸针，那是邓家祖传的物件，叶纹里嵌着的细巧蓝珐琅，在雾色里泛着淡青的光。她刚踏上公馆石阶，管家福伯就带着仆人们迎上来，手里捧着拧干的热毛巾：“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老爷在客厅里守着炭盆等了半宿，茶都凉了三回。”邓翠新点头应着，指尖无意识地触到胸针，忽然想起离开巴黎那日，教授握着她的手说“山城的雾浓，别丢了自己”——那时她还笑着答“我是重庆人，雾里能辨路”，可此刻望着公馆院里浓得化不开的雾，心尖竟莫名发紧，像被雾缠了根细弦。
谁也没料到，这缕慌慌的预感，三日后就成了掀翻邓家的滔天风暴。
那夜是陪都文化界的盛会，喜来登百乐门的音乐厅里座无虚席。邓翠新换了件桐色暗纹旗袍，坐在二楼包厢听小提琴独奏——她刚留洋归来，父亲邓大华特意让她多出席这类场合，一来熟悉重庆的商界人脉，二来也让她见见家乡的热闹。散场时已近子时，司机邱超开着车往静心园走，车行至佛墙河桥时，车灯突然撞进两团黑影——两辆无牌黑色轿车横在桥中央，像两只伏在暗处的兽。邱超心里一紧，刚要踩刹车，车后就被猛地一撞，车身瞬间往前冲了半米。他攥着方向盘急喊“小姐坐稳”，话音未落，左侧车门就被人踹开，铁门板撞在车身上，发出刺耳的巨响。
四个黑衣蒙面人举着枪，为首的那个径直把枪口抵在邱超太阳穴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邱超瞬间僵住。另一个人伸手，一把揪住邓翠新的胳膊，指节捏得死紧，疼得她倒抽口气。她下意识去摸领口的胸针——那是她此刻唯一的念想，却被人狠狠按在车座上，一块黑布猛地蒙住了她的眼睛，世界瞬间坠入黑暗。“别喊，喊一声就没命。”粗哑的声音贴着耳朵，带着烟味和汗味，她听见邱超闷哼一声，接着就被人拽着胳膊拖下车，塞进另一辆车里。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溅起的水花打在车门上，像极了她没忍住的泪滴，很快就被山城浓得化不开的夜雾吞得一干二净。
次日清晨，静心园的门房在台阶上发现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麻绳胡乱缠了几圈。邓大华拆开时，手指抖得厉害——粗糙的草纸上，墨迹潦草得像鬼画符，字里行间都透着狠劲：“邓公若欲见女，明日午时前备洋银二十万，于山城寺废庙交付。违则尸见。”落款没有名姓，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骷髅，骷髅的眼眶里洇着墨渍，像在淌血，看得人心里发寒。
邓大华“啪”地把信拍在红木桌上，桌面的纹路都震得发颤。他在重庆商界摸爬滚打三十年，开纱厂、办银行，从没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要挟过。可女儿在人家手里，他半分不敢耽搁，当即拨通山城警察厅的电话，又托关系找到警备司令部的王司令，许了重金请他们尽快找人。可陪都是什么地方？逃难的、经商的、做官的、混江湖的，三教九流挤在弹丸之地，街面上的无牌车比有牌的还多，警方查了一上午，从佛墙河桥摸到山城寺，连绑匪的半片影子都没摸着。更让人心慌的是，邓家派去打探消息的管家，刚走到山城寺附近的巷口，就被两个精壮汉子拦下来，冷冰冰警告“别耍花样，老实备钱”——绑匪竟像长了眼睛，把邓家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
警察厅的刘厅长急得直搓手，最后咬着牙说：“邓先生，这事寻常警力办不了，得找军统的人。有个叫李家卫的，开了家‘山城侦探社’，专办这种疑难案子，听说后台硬得很，您找他试试。”邓大华像抓着救命稻草，当天就带着五十根金条找到李家卫。那李家卫倒也体面，穿一身挺括的洋装，办公室里摆着进口留声机，正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他看了信，指尖敲着桌面笑：“邓先生放心，三日内必给您消息。”收了金条，当天就带着人出去查案。
可谁知道，这一查就是三个月。
李家卫确实有几分本事——中央警校毕业，早年在上海巡捕房干过，查案的路子野得很。他先是扒着邱超的社会关系查，从街坊邻居问到远房亲戚；又去佛墙河桥附近蹲了半个月，连桥下的水草都翻了遍；甚至摸到贫民窟的烟馆里，跟三教九流套近乎——可绑匪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留下半点痕迹。更糟的是，他每次刚摸到点线索，转头就被人掐断：前一天找到的目击者，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跑了；刚盯上的可疑人员，转眼就没了踪影。邓大华天天打电话催，警察厅天天派人问，李家卫焦头烂额，最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军统局跑，找顶头上司戴老板求助。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